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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巨獻 毛澤東大傳 第四卷 風流人物 第53章

2020-11-25 17:20:11  來源: 紅歌會網   作者:東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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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3章

  “我沒有‘主義’。我的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

  你們一定要提,還是你提的‘毛澤東思想’好。每個人都有

  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隨便地提‘主義’。”

  話說1943年4月1日,毛澤東為抗日殉國的國民黨軍將領戴安瀾撰寫了挽辭和挽詩,從延安發給戴安瀾治喪委員會。

  戴安瀾,字衍功,號海鷗,安徽省無為縣人,黃埔軍校第3期畢業生。1933年3月,他率部參加長城古北口抗戰;1938年先后參加臺兒莊戰役、徐州會戰、武漢會戰;1939年1月升任第200師少將師長,該師是新建的第5軍的主力師,對外號稱是中國軍隊的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機械化師。1939年,他先后率部參加隨(縣)棗(陽)之戰、長沙保衛戰、桂南昆侖關戰役。1941年12月,第200師開赴緬甸協同英軍作戰。他率領200師開進東瓜,逐次接替了英軍的防務,掩護英軍撤退;1942年3月參加東瓜保衛戰;1942年4月參加棠吉之戰。1942年5月10日,遠征軍大部隊退至胡康河谷,在溫佐一帶掩護其撤退的戴安瀾第200師,與軍部失去了聯系。戴安瀾決定帶部隊進入緬甸中北部山區打游擊,并尋隙退回國內。18日,第200師兵分兩路,橫穿細抹公路。激戰中,戴安瀾胸腹部受傷。1942年5月26日下午5時,戴安瀾傷重去世,享年38歲。1943年4月1日,國民黨在廣西全州香山寺舉行戴安瀾追悼會,由李濟深主持。

  共產黨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撰寫了挽辭、挽詩、挽聯和挽幛,遙奠忠魂。毛澤東書寫的挽辭是:

  海鷗將軍千古!毛澤東 挽

  其挽詩云:

  外侮需人御,將軍賦采薇。師稱機械化,勇奪虎羆威。

  浴血東瓜守,驅倭棠吉歸。沙場竟殞命,壯志也無違。

  后來在新中國建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在1956年9月追認戴安瀾為革命烈士,毛澤東向戴安瀾的家屬頒發了“革命犧牲軍人家屬光榮紀念證”。

  4月3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全文如下:

  自1942年“四三”決定后,整風運動有了大的成績。凡整風深入的地方,黨內團結空前地增長了,干部中不正確的思想方法與工作作風極大地改造了,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傾向與軍閥主義傾向也逐漸被克服了,面目不清的干部被審查明白了,暗藏在黨政軍民學機關內大批奸細分子被清查出來了。凡整風深入的地方,證明著整風是中國共產黨建黨的一個重要關鍵,是戰勝敵人爭取勝利的一個重要關鍵,是22年來我黨歷史中一個大的創造事件。凡整風深入的地方,又證明著整風是一個極端嚴重的與極端精細的斗爭,必須各領導機關的負責同志拿出極大的責任心,負責貫徹到底,并自己動手,以身作則,毫不夸張浮躁,毫不粗心大意,才能完成任務。但是由于有些地方的領導同志還不認識整風的深刻意義,故在這種情況下的地方,還沒有獲得成績。有些地方則在部分的機關學校部隊中獲得成績,而在其它的機關學校部隊中則尚未深入。因此中央決定,從1943年4月3日到1944年4月3日,繼續開展整風運動。除陜甘寧邊區責成西北局重新做出整風計劃外,在華北華中各根據地,責成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依據戰爭環境特點,重新作出自己的整風計劃。己經作成此種計劃并在實施中的地方,則根據此次指示加以必要的修改或補充。

  整風的主要斗爭目標,是糾正干部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封建階級思想,資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與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種是革命隊伍中無產階級思想與非無產階級思想的斗爭,后一種是革命與反革命的斗爭。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立以來,我黨增加了約70萬新黨員,他們過去都是未受過無產階級科學思想(馬列主義)的鍛煉的。在數萬老黨員中,對于受無產階級科學思想鍛煉的程度也極不一致,其中有許多人仍然拖著很長的小資產階級甚至封建階級的尾巴,思想上的關節還未打通(其中并有若干重要干部)。對于上述新老兩類同志(目前著手是對于干部),給予深刻的整風鍛煉,借以糾正其錯誤思想,打通其思想上的關節,堅定其階級立場與黨的立場,改造其工作作風,是完全必要的。對于那些思想比較正確,或對馬列主義武器掌握得較好的同志,則借整風增進他們的修養,可以使他們更趨于進步與發展。因此,凡以為整風是專整下級,不整上級;或專整上級,不整下級;或專整新干部,不整老干部;或專整老干部,不整新干部;或專整別人,不整自己;或專整自己,不整別人,都是錯誤的。

  又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立與我黨大量發展黨員以來,日寇與國民黨大規模的施行其特務政策,我黨各地黨政軍民學機關中,已被他們打入了大批的內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數量至足驚人,這在延安的整風運動中已經充分證明。各地內奸的嚴重程度雖然不一致,也不是說每個支部都一定有內奸,但就各個地區說來,可以斷定,此種情況是無例外地存在著。一年的經驗證明:整風不但是糾正干部錯誤思想的最好方法,而且是發現內奸與肅清內奸的最好方法。凡整風尚未深入的地方,不但干部的錯誤思想尚未被糾正,內奸問題也至今不曾引起注意。

  糾正錯誤思想與肅清內奸分子,是在整風過程中互相聯系著,但在性質上又互相區別絕對不能混同的兩件事。因此在進行程序上,在各地整風的初期與中期,除領導機關的主要負責人應十分注意外,在公開號召中,必須絕對不提審查干部與肅清內奸的任務,只提糾正錯誤思想與檢查工作的任務,否則不但干部的錯誤思想難于糾正,內奸亦不能發現與肅清。因此,在領導策略上,各地在今年繼續整風的第一階段,必須極大地提倡民主,公開號召參加整風的一切同志大膽說話,互相批評,提倡各學習單位出墻報寫文章,批評領導,批評工作,而一般地(特殊情況例外)絕不加以抑制。在此階段內,對于“四三”決定上要求注意民主方面,予以強調,而對于該決定上要求注意領導方面,則暫時不予強調。這樣做的目的,第一,在于使下情獲得上達的機會,表露各種正確的意見,發揚正氣糾正缺點。第二,在于讓有錯誤思想的同志,盡量表現其錯誤觀點,以便根據其表現而給予具體的與明確的糾正,使他們在自己經驗中認識自己矛盾著的思想,因而便利于克服錯誤思想,轉變為好同志。否則毫無生氣的,平平常常的學習,必不能有多大的效益。第三,在于使內奸分子利用我們的民主政策,認為有機可乘,盡量暴露其反黨面目,使領導機關與廣大干部逐漸識別他們。對于內奸分子,凡非軍事緊急時機,緊急地點與緊要環節,不要忙于宣布他們為內奸,只把他們當做有錯誤思想的同志看待,以便誘使他們盡情暴露,達到徹底根究之目的。不論同志的錯誤思想與內奸的反黨表現,領導人員對之均要鎮靜忍耐,不慌不忙,以便冷靜地正確地觀察與辨別誰是有錯誤思想的同志與誰是反黨的內奸分子。至于任何同志的正確意見,更要虛心傾聽,絕對不能抑制。

  在采取這種政策后,在第一階段中,一方面正確意見會生長表露,另方面自由主義、極端民主化、說怪話、反領導、乃至反黨等各種不正確的現象,也會發生。而這兩方面,都是我們所需要的,尤其要使錯誤思想多多暴露。這一階段是初學學風文風的階段。在第二階段中,則應組織積極分子對于錯誤思想的反駁,強調“四三”決定上要求注重領導一方面,著重發揚正確意見,縮小民主范圍,把錯誤觀點明確地堅決地克服下去。但須注意這種克服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克服,而不是武斷的命令主義的克服,不要傷害每一個還可挽救的同志。在這一階段內,仍然不要提內奸問題。到了第三階段,是學習黨風的階段,這是學習深入時期,此時大家都接觸了實踐問題(黨風),又有了思想武器,將是反省自己、批評別人最開展最熱烈的階段。此時除學完黨風文件外,主要地應審查每一個同志的思想與歷史,以便弄清各同志的面目,了解其缺點與糾正其缺點。對于個別頑固的典型錯誤分子(黨員),可以發動群眾斗爭,借以教育本人與教育群眾。同時應開始著手選擇確有證據的內奸分子,開展群眾斗爭,這對于繼續發現內奸與教育群眾都有極大作用。在第三階段中,還應檢查各單位的工作,借以教育干部與改善工作。

  這樣,每一具體機關學校,從重新布置整風之日起,至少5個月內(戰爭時間不算在內)均須做為發現同志錯誤思想與糾正錯誤思想的時間。5個月后,方為開始著手檢查工作,審查干部與部分地清理內奸的時間。這樣,一年以內(除去戰爭及其他繁忙任務所占時間)可以大體上結束整風學習,而把全部完成審查干部與清查內奸的任務,推至以后的時間。延安部分機關學校,1943年4月才結束整風學習與檢查工作。這些機關學校,從1942年冬季才開始著手審查干部,1943年4月,才正式審查干部。敵后情況與延安大不相同,主觀計劃常易為客觀情況變化所中斷,故應靈活地運用延安經驗,著重于自己創造新的經驗,隨著情況變化而修改自己的計劃,采取適應環境的處置。但對內奸問題若過于倉卒處理,勢必不能徹底,且易發生毛病。內奸的可怕是我們的不自覺,只要我們一旦自覺,內奸就不可怕了。有軍隊與政權在手,且有內戰時期肅反經驗的黨,是有充分可能把內奸肅清的。故各地在1943年冬季以前,必須著重與深入整風,決不可放過整風的偉大思想斗爭。如果各地能于今明兩年對敵斗爭的嚴重環境中,恰當地分配時間與人力,將整風學習、檢查工作,審查干部與肅清內奸幾件互相聯系著的重大工作做好,就是我黨的極大勝利。關于處理內奸問題,中央準備爾后再向各地作具體指示。

  4月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為著指導的便利,今后駐重慶辦事處的工作,歸毛澤東直接管理;駐西安辦事處的工作,歸任弼時管理。

  會議同時決定:中央及軍委直屬單位和陜甘寧邊區各機關,分別召集全體人員會議,號召特務奸細分子自首。

  4月9日至12日,延安召開2萬多人參加的中央直屬單位工作人員大會,動員開展反特斗爭。

  4月22日,毛澤東給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凱豐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凱豐同志:

  從前你有幾封信我還未回復,茲復于下:1、小資產自由主義問題,今年“五五”來說,還不相宜,就全黨來說,目前還是讓自由主義暴露的時候,還不宜于就作總論。惟今年“五五”,中宣部或可發表一個一般整風學習的總結性的東西,以推動全黨的整風,請加考慮。2、生日決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會生出不良影響。目前是內外困難的時候,時機也不好。我的思想(馬列)自覺沒有成熟,還是學習時候,不是鼓吹時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斷去鼓吹(例如整風文件中的幾件),不宜當作體系去鼓吹,因我的體系還沒有成熟。3、高、中兩級干部教育計劃,依你昨日主張暫停為好,先做肅奸教育,配合此次肅奸工作,昨信已復。4、中宣部今年業務集中于干部教育、國民教育、文藝運動3項,同意此種意見。惟譯、著方面(譯是馬列,著是歷史),須集幾個人來干,期于有些成績。以上請考慮。明日擬開一次宣委會議。

  敬禮!

  毛澤東

  1943年5月2日,劉志丹墓由瓦窯堡遷葬于志丹縣新建的陵園。毛澤東為劉志丹題寫的挽聯是:群眾領袖;民族英雄。

  毛澤東還為劉志丹陵園紀念碑題了字,正面是“革命烈士紀念碑”,背面的碑文是:“我到陜北只和劉志丹見過一面,就知道他是一個很好的共產黨員。他的英勇犧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精神,永遠留在黨和人民中間,不會磨滅的。”

  5月1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鑒于共產國際這種組織形式,已經不適應各國進行革命斗爭的需要,建議解散共產國際。

  5月20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致電毛澤東,通報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將于5月22日公布關于解散共產國際的提議請中共中央急速討論這一提議,并將意見告知。

  5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由毛澤東復電季米特洛夫,表示贊成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的提議。

  5月26日,中共中央發表了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全文如下:

  一、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完全同意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1943年5月15日關于解散共產國際的提議。自即日起,中國共產黨解除對于共產國際的章程和歷次大會決議所規定的各種義務。

  二、共產國際曾完成了它自己的歷史使命:它不僅在歐美各國及日本保護了那被機會主義者所糟踏的革命馬克思主義,幫助了先進工人團結成為真正的工人政黨,支持了社會主義的蘇聯,百折不撓地反對了法西斯主義與法西斯戰爭;而且用了它的一切可能幫助了東方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幫助了被壓迫民族的先進工人組成自己的政黨,成為站在一切解放運動最前頭的人民先鋒隊。特別使中國人民不能忘記的,是它用了一切可能的力量,在1924年,當孫中山先生在世時,幫助了國共合作的形成,隨后又幫助了北伐戰爭的勝利。再則,當1927年至1937年期間,中國革命處于最困難地位的時候,它又聲援了中國革命的人民。最后,在1937年以來的6年抗日戰爭中,它又號召各國支部及各國勞動人民,幫助了中國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傊?,在共產國際存在的一切時期中,對于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是盡了它一切可能的力量來給予援助的。但時至今日,正如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的提議書上所說,因為各國內部和國際間的情況變得更加復雜,這個原有的組織形式,已經不能適應各國工人運動的繼續增長;因為在當前的反法西斯主義同盟的解放戰爭中,各國共產黨更加需要根據自己民族的特殊情況和歷史條件,獨立地解決一切問題,爭取更加廣泛與更加迅速的民族高潮與群眾動員,借以達到徹底的完全的勝利;因為各國共產黨及其領導干部的成長和政治上的成熟;由于這種種理由,故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向各國共產黨提議解散共產國際。在現在的各種條件下,共產國際之解散,是比較其繼續存在,更加有利的。由于目前戰爭情況,不允許召集國際代表大會來討論共產國際解散問題,故由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向各國共產黨作出此種提議。因此,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完全同意這一提議書上所說的理由,批準共產國際之解散。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并指出在馬克思解散第一國際之后,各國工人運動是更加發展了?,F在第三國際之宣布解散,無疑將使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與全人類的解放更加迅速的到來。

  三、中國共產黨的創立,是1919年“五四”運動以后中國工人運動發展的結果,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凡是那里有無產階級和工人運動,便會有一天出現工人階級的政黨。假使本來沒有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亦必將應運而生,這是歷史必然的定律。中國共產黨從創立時起,即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確地為中國人民指出了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的道路,而且全黨同志以身作則,忠心不貳,為自己民族的一切解放事業而奮斗,流血犧牲,前仆后繼。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斗爭中曾經獲得共產國際許多幫助;但是,很久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即已能夠完全獨立地根據自己民族的具體情況和特殊條件,決定自己的政治方針、政策和行動。自1935年8月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決定不干涉各國共產黨組織事宜之后,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及其主席團即遵照此種決定,沒有干涉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事宜。中國共產黨所創造的各種革命力量,是中國一切進步方面的支柱,而自抗戰以來,即在敵后進行歷史上空前艱苦的斗爭,這些革命力量完全是中國共產黨赤手空拳,不假借任何外力,而獨立創造起來的,可以說,在最近數十年的中國革命運動中是史無前例的。革命不能輸出,亦不能輸入,而只能由每個民族內部的發展所引起,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從來所闡發的真理,中國共產黨的實踐,完全把這個真理證明了。在此種情況下,共產國際的解散,將使中國共產黨人的自信心與創造性更加加強,將使黨與中國人民的聯系更加鞏固,將使黨的戰斗力量更加提高。中國共產黨人是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子孫,他們將繼續英勇地站在抗日戰爭的最前線,和國民黨及一切抗日黨派、無黨無派人士合作,支持國民政府抗戰的措施,戰勝日寇及其同盟者——德意法西斯,完成獨立民主新中國的大業。

  四、中國共產黨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科學,而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中國共產黨人必將繼續根據自己的國情,靈活地運用和發揮馬克思列寧主義,以服務于我民族的抗戰建國事業。中國共產黨人是我們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優秀傳統的繼承者,把這一切優秀傳統看成和自己血肉相連的東西,而且將繼續加以發揚光大。中國共產黨近年來所進行的反主觀主義、反宗派主義、反黨八股的整風運動就是要使得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革命科學更進一步地和中國革命實踐、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深相結合起來。這一運動表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在思想上的創造才能,一如他們在革命實踐上的創造才能;表現了中國共產黨人一定能夠和中國人民在一起,完成中國人民所課予的各種歷史大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深信我黨同志必能完全一致地團結起來,克服自己的缺點,發揚自己的創造性、積極性。果能如此,那末,我們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雖然還很強大,我們前進路上的困難雖然還很多,我們的任務是一定能夠完成的。

  是日晚,中央書記處召開延安干部大會,毛澤東一出現在會場的講臺上,全場與會者立即報以長時間的熱烈掌聲。

  任弼時宣布說,這次會議主要是傳達共產國際執行主席團《關于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接著,李富春宣讀了這兩個文件。

  毛澤東以中央政治局主席的身份向大會作了關于共產國際解散問題的報告,他說:

  “共產國際的解散,正如外國通訊社所報道的,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從4天以來全世界各國,不論是反法西斯陣營中的還是法西斯侵略者陣營中的,不論何黨何派,對此問題都加以極度注意,就可以證明這一點。

  共產國際為什么要解散呢?難道它不是為全世界工人階級謀解放和為反法西斯戰爭盡力的么?是的,共產國際是列寧首創的。在它存在的整個歷史時期中,在幫助組成真正革命的工人政黨上,在組織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事業上,有其極端巨大的功勞。”

  “在北伐戰爭前夜,共產國際幫助了孫中山先生及其領導下的國民黨,促使國民黨在1924年實行改組,并締結了國共兩黨的合作。當時蔣介石先生曾銜中山先生之命到過莫斯科,國民黨的代表還曾列席過共產國際的會議。這些就足以證明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援助和在中國人民中的影響是何等巨大,再不必說對以后的土地革命戰爭和近年的抗日戰爭的援助了。

  革命是不能輸出也不能輸入的。雖然有共產國際的幫助,但中國共產黨的產生及其發展,乃是由于中國本身有了覺悟的工人階級,中國工人階級自己創造了自己的黨——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雖然還只有22年的歷史,但卻進行了3次偉大的革命運動。既然共產國際對中國以及各國有很大的功勞,那末,為什么又要宣布解散呢?按照馬列主義的原則,革命的組織形式應該服從于革命斗爭的需要,如果組織形式已經與斗爭的需要不相適合時,則應取消這個組織形式?,F在,共產國際這個革命的組織形式已經不適合斗爭的需要了,如果還繼續保存這個組織形式,便反而會妨礙各國革命斗爭的發展?,F在需要的是加強各國民族共產黨,而無須這個國際的領導中心的必要了。其所以如此,主要的是由于以下3個理由:第一,因為各國內部以及各國之間的情況,都比過去更為復雜,其變化也更為迅速,統一的國際組織已無法適應這種非常復雜而且變化迅速的情況。正確的領導需要從仔細研究本國情況出發,這就更加要由各國共產黨自己來做。遠離各國實際斗爭的共產國際,在過去情況比較單純,變化比較還不很迅速的時候是適合的,現在就不適合了。第二,法西斯強盜在法西斯陣營和反法西斯陣營各民族之間劃分了深刻的鴻溝,反法西斯國家中有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的、殖民地的、半殖民地的各種類型的國家,法西斯國家及其附庸國中也有很大的差別,此外還有各種情況的中立國。為了迅速地和有效地組織一切國家的反法西斯斗爭,國際性的集中組織早已感到不大適宜,這種情況至近來乃特別顯著。第三,各國共產黨的領導干部已經成長起來,他們在政治上已經成熟。以中國共產黨為例可以說明這一點。中國共產黨經過3次革命運動,這些革命運動是連續不斷的,是非常復雜的,甚至比俄國革命還更復雜。在這些革命運動中,中國共產黨已經有了自己的身經百煉的優秀干部。自1935年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以來,共產國際即沒有干涉過中國共產黨的內部問題,而中國共產黨在整個抗日民族解放戰爭中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

  “共產國際的解散,不是為了削弱各國共產黨,而是為了加強各國共產黨,使各國共產黨更加民族化,更加適應于反法西斯戰爭的需要。我黨近年的整風運動,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這些不好的東西,就正是為了使中國共產黨更加民族化,更加適合抗戰建國的需要。

  現在共產國際沒有了,這就增加了我們的責任心。每個同志都要懂得自己擔負了極大的責任。從這種責任心出發,就要發揮共產黨人的創造力。我們正處在艱難地民族解放戰爭中,八路軍、新四軍在敵人后方抗拒著極其強大的敵人,我們的環境很艱苦,戰爭的時間還很長。但是這種長期的艱苦的斗爭,正好鍛煉我們自己,使我們用心地想一想,絕不粗枝大葉,自以為是;使我們認真去掉主觀主義、宗派主義以及老一套的黨八股作風,而拿出完全的負責的態度與高度的創造力來。

  有兩種團結是絕對必要的:一種是黨內的團結,一種是黨同人民的團結。這些就是戰勝艱難環境的無價之寶,全黨同志必須珍愛這兩個無價之寶。第一,全黨同志必須團結在中央的周圍,任何破壞團結的行為都是罪惡,只要共產黨人團結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強大的敵人,任何困難的環境,都會被我們戰勝的。第二,全黨同志都要善于團結人民群眾,這里我想要請同志們學習近日《解放日報》報道的陳宗堯、左齊兩位同志的榜樣。陳宗堯同志是八路軍第718團的團長,他率領全團走幾百里路去背米,他不騎馬,自己背米,馬也馱米,全團指戰員為他的精神所感動,人人精神百倍,無一個開小差。左齊同志是該團的政治委員,他在戰爭中失去了一只手,開荒時他拿不了鋤頭,就在營里替戰士們做飯,挑上山去給戰士們吃,使戰士們感動得不可名狀。我們全體黨的干部,都要學習這兩位同志的精神,和廣大群眾打成一片,克服一切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我們共產黨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們人人要有徹底的革命精神,我們不要有一時一刻脫離群眾。只要我們不脫離群眾,我們就一定會勝利。”

  5月31日,毛澤東為中央書記處起草了《關于紀念抗戰六周年宣傳工作的指示》:

  根據目前國內外情勢,抗戰六周年紀念之宣傳應該集中于我軍在敵后堅持抗戰之英勇壯烈,并說明我們之所以能夠堅持的原因,借以擊破游而不擊、封建割據及交出軍隊、政權之類的反動宣傳。因此,除中央將有宣言發表外,各戰略根據地負責同志均須做文章。下列各同志均請作文:周恩來、林彪、彭德懷、劉伯承、鄧小平、薄一波、聶榮臻、呂正操、程子華、賀龍、林楓、朱瑞、羅榮桓、陳毅、饒漱石,各同志之文章題目由新華總社另行通知,一般的文長不要超過5000字,多作生動活潑之描述與分析總結,少用枯燥無味之表格統計,文章望于6月20日前經新華社電臺發總社,經中央審定后統一廣播發布。

  中央書記處

  1943年6月1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全文如下(見《毛澤東選集》):

  一、我們共產黨人無論進行何項工作,有兩個方法是必須采用的,一是一般和個別相結合,二是領導和群眾相結合。

  二、任何工作任務,如果沒有一般地普遍地號召,就不能動員廣大群眾行動起來。但如果只限于一般號召,而領導人員沒有具體地直接地從若干組織將所號召的工作深入實施,突破一點,取得經驗,然后利用這種經驗去指導其他單位,就無法考驗自己提出的一般號召是否正確,也無法充實一般號召的內容,就有使一般號召歸于落空的危險。例如1942年的各地整風,凡有成績者,都是采用了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凡無成績者,都是沒有采用此種方法。1943年的整風,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區黨委和地委,除提出一般號召(全年整風計劃)外,必須在自己機關中和附近機關、學校、部隊中,選擇二、三單位(不要很多),深入研究,詳細了解整風學習在這些單位的發展過程,詳細了解這些單位中若干個(也不要很多)有代表性的工作人員的政治經歷、思想特點、學習勤惰和工作優劣,并親自指導這些單位的負責人具體的解決各該單位的實際問題,借以取得經驗。一機關、一學校、一部隊內部也有若干單位,該機關、該學校、該部隊的領導人員也須這樣去做。這又是領導人員指導和學習相結合的方法。任何領導人員,凡不從下級個別單位的個別人員、個別事件取得具體經驗者,必不能向一切單位作普遍的指導。這一方法必須普遍地提倡,使各級領導干部都能學會使用。

  三、1942年的整風經驗又證明:每一單位的整風,必須在整風過程中形成一個以該單位的首要負責人為核心的少數積極分子的領導骨干,并使這一領導骨干和參加學習的廣大群眾密切結合,才能使整風完成任務。只有領導骨干的積極性,而無廣大群眾的積極性相結合,便將成為少數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廣大群眾的積極性,而無有力的領導骨干去恰當地組織群眾的積極性,則群眾積極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確的方向和提到高級的程度。任何有群眾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較積極的、中間狀態的和比較落后的3部分人。故領導者必須善于團結少數積極分子作為領導的骨干,并憑借這批骨干去提高中間分子,爭取落后分子。凡屬真正團結一致、聯系群眾的領導骨干,必須是從群眾斗爭中逐漸形成,而不是脫離群眾斗爭所能形成的。在多數情形下,一個偉大的斗爭過程,其開始階段、中間階段和最后階段的領導骨干,不應該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必須不斷地提拔在斗爭中產生的積極分子,來替換原有骨干中相形見絀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許多地方和許多機關工作推不動的一個基本原因,就是缺乏這樣一個團結一致、聯系群眾的經常健全的領導骨干。一個百人的學校,如果沒有一個從教員中、職員中、學生中按照實際形成的(不是勉強湊集的)最積極最正派最機敏的幾個人乃至十幾個人的領導骨干,這個學校就一定辦不好。斯大林論黨的布爾什維克化的12個條件的第9條中所說建立領導核心問題,我們應該應用到一切大小機關、學校、部隊、工廠和農村中去。這種領導骨干的標準,應當是季米特洛夫論干部政策中所舉的4條干部標準(無限忠心,聯系群眾,有獨立工作能力,遵守紀律)。無論是執行戰爭、生產、教育(包括整風)等中心任務,或是執行檢查工作、審查干部和其他工作,除采取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以外,都須采取領導骨干和廣大群眾相結合的方法。

  四、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五、領導骨干和廣大群眾在組織中在斗爭行動中發生正確關系的思想,正確的領導意見只能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的思想,在領導意見見之實行時要將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互相結合的思想,都必須在這次整風中普遍地加以宣傳,借以糾正干部中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觀點。許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團結積極分子組成領導核心,不注重和不善于使這種領導核心同廣大群眾密切地結合起來,因而使自己的領導變成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的領導。許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總結群眾斗爭的經驗,而歡喜主觀主義地自作聰明地發表許多意見,因而使自己的意見變成不切實際的空論。許多同志,滿足于工作任務的一般號召,不注重和不善于在作了一般號召之后,緊緊地接著從事于個別的具體的指導,因而使自己的號召停止在嘴上、紙上或會議上,而變為官僚主義的領導。這次整風,必須糾正這些缺點,在整風學習、檢查工作、審查干部中學會領導和群眾相結合、一般和個別相結合的方法,并在以后應用此種方法于一切工作。

  六、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這是基本的領導方法。在集中和堅持過程中,必須采取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這是前一個方法的組成部分。從許多個別指導中形成一般意見(一般號召),又拿這一般意見到許多個別單位中去考驗(不但自己這樣做,而且告訴別人也這樣做),然后集中新的經驗(總結經驗),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導群眾。同志們在這次整風中應該這樣去做,在任何工作中也應該這樣去做。比較好的領導,就是從比較善于這樣去做而得到的。

  七、對于任何工作任務(革命戰爭、生產、教育,或整風學習、檢查工作、審查干部,或宣傳工作、組織工作、鋤奸工作等等)的向下傳達,上級領導機關及其個別部門都應當通過有關該項工作的下級機關的主要負責人,使他們負起責任來,達到分工而又統一的目的(一元化)。不應當只是由上級的個別部門去找下級的個別部門(例如上級組織部只找下級的組織部,上級宣傳部只找下級的宣傳部,上級鋤奸部只找下級的鋤奸部),而使下級機關的總負責人(例如書記、主席、主任、校長等)不知道,或不負責。應當使總負責人和分負責人都知道,都負責。這樣分工而又統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經過總負責人推動很多干部、有時甚至是全體人員去做,可以克服各單個部門干部不足的缺點,而使許多人都變為積極參加該項工作的干部。這也是領導和群眾相結合的一種形式。例如審查干部,如果僅僅由組織部這個領導機關的少數人孤立地去做,必不可能做好;如果通過某一機關或某一學校的行政負責人,推動該機關該學校的許多人員、許多學生,有時甚至是全體人員、全體學生都參加審查,而上級組織部的領導人員則正確地指導這種審查,實行領導和群眾相結合的原則,審查干部的目的就一定能完滿的達到。

  八、在任何一個地區內,不能同時有許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時間內只能有一個中心工作,輔以別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因此,一個地區的總負責人,必須考慮到該處的斗爭歷史和斗爭環境,將各項工作擺在適當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無計劃,只按上級指示來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亂無秩序的狀態。上級機關也不要不分輕重緩急地沒有中心地同時指定下級機關做很多項工作,以致引起下級在工作步驟上的凌亂,而得不到確定的結果。領導人員依照每一具體地區的歷史條件和環境條件,統籌全局,正確地決定每一時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這種決定堅持地貫徹下去,務必得到一定的結果,這是一種領導藝術。這也是在運用領導和群眾相結合、一般和個別相結合這些原則時,必須注意解決的領導方法問題。

  九、領導方法問題上的各個細節問題,這里不一一說到,希望各地同志根據這里所說的原則方針自己去用心思索,發揚自己的創造力。斗爭愈是艱苦,就愈是需要共產黨人的領導和廣大群眾的要求密切地相結合,愈是需要共產黨人的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密切地相結合,而徹底粉碎主觀主義的和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我黨一切領導同志必須隨時拿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領導方法去同主觀主義的和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相對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主觀主義者和官僚主義者不知道領導和群眾相結合、一般和個別相結合的原則,極大地妨礙黨的工作的發展。為了反對主觀主義的和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必須廣泛地深入地提倡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領導方法。

  6月1日這一天,毛澤東復電給彭德懷,他在電文中寫道:

  德懷同志:

  一、有電悉,同意對太南處置辦法。

  二、國民黨對敵、對外(英美)、對共、對民、對黨(中央與地方、CC與復興)5方面均無妥善辦法,危機日漸增長。彼方對東條扶汪倒蔣新政策毫無對策,投降者增多,戰力大損;英美仍是集中對德,援華甚少,口惠實不至,彼方無絲毫辦法。對我疑忌甚大,不愿解決問題,天天宣傳我黨罪狀,打擊我黨威信,勵行特務政策,圖從內部破壞我黨,此外亦無辦法。甘、黔、川、陜民變四起,規模甚大,除鎮壓外,無他辦法。黨內糾紛不絕,有增長趨勢。凡此均使抗戰局勢,處于日益困難地位??箲疬€須準備3年,彼時中國情況如何,深堪注意。

  三、我黨應在此3年中力求鞏固,屹立不敗。對敵應用一切方法堅持必不可少之根據地,反掃蕩反蠶食之軍事斗爭與瓦解敵偽之政治斗爭均須講究最善方策。對國民黨應極力避免大的軍事沖突,使彼方一切力量均用在對敵上。對人民除堅持三三制外,應以大力發展農業、手工業,如人民(主要是農民)經濟趨于枯竭,我黨即無法生存,為此除組織人民生產外,黨政軍自己的生產極為重要。對黨內政策,一是整頓三風(應堅持一年計劃)二是審查干部(清查內奸包括在內);三是保存干部(送大批干部來后方學習)。如能實施上述各項,不犯大錯,我黨即可立于不敗之地。

  毛澤東

  6月3日,毛澤東為中央書記處起草關于冀魯邊區工作給山東分局等的指示,他寫道:

  山東分局朱、羅、黎(指朱瑞、羅榮桓、黎玉——筆者注)并告北方局:

  冀魯邊形勢嚴重,已成為完全的游擊區域;必須善于爭取偽軍偽政權,密切與群眾聯系,隱蔽自己的力量,徹底改變過去的一套工作做法與組織形式,才能適應該區的艱苦斗爭,有下列提議望考慮執行:

  一、關于爭取偽軍、偽政權及游擊區的群眾工作經驗與具體作法,冀中、冀南的經驗對該區極有幫助,分局、北局應經常將此種經驗介紹給他們,給以具體的指導與幫助。

  二、該區脫離生產人員太多,望考慮在不妨礙堅持的條件下,將軍隊之一部分向其他地區轉移,以減輕敵人注意和減少人民負擔。

  三、軍、政、黨在組織上應實行完全一元化,除可以隱蔽的地方干部外,其他負責干部應隨軍行動。統一黨、政、軍、民的領導,不必再保留各個機構的架子,多余的及當地難于隱蔽的干部,亦可有計劃地撤出。

  四、該區內有漢奸與國特的活動,希注意,我們已得有一些材料,即分別電告。

  書記處

  6月初,江青看了彭德懷1943年4月7日在太行山區發表的《關于民主教育的談話》一文,又看了鄧小平在太行地區干部會議上號召人們學習這篇談話的講話,以及報刊上接二連三地刊登的學習這篇談話的文章。她感覺很不正常,就把這些東西交了給毛澤東,她說:

  “你看看你這位老鄉,越發鼓吹得起勁了,你再不出面,他就更加肆無忌憚,會造成嚴重影響。他的這些東西和王明的那一套,沒有什么兩樣。”

  6月6日,毛澤東看了江青送來的材料后,立即給彭德懷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德懷同志:

  你在兩個月前發表的《關于民主教育的談話》,我們覺得不妥。茲將我的意見列下:

  例如談話從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定義出發,而不從當前抗日斗爭的政策需要出發。又如談話不強調民主是為著抗日的,而強調是為著反封建的。不說言論出版自由是為著發動人民的抗日積極性與爭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經濟權利,而是說從思想、自由原則出發。又如不說集會結社自由是為著爭取抗日勝利與人民政治經濟權利,而是說為著人類互相團結與有利于文化科學發展。又如沒有說漢奸與破壞抗日團結分子應剝奪其居住、遷徙、通訊及其它任何政治權利自由,而只籠統說人民自由不應受任何干涉。其實現在各個根據地的民主自由對某些人是太大、太多、太無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與過于限制。故中央曾在去年11月發布關于寬大政治的解釋,強調鎮壓反動分子的必要。你在談話中沒有采取此種方針。又如在現在各根據地提倡實行復決權,不但不對,而且是做不到的。又如說法律上決不應有不平等規定,亦未將革命與反革命加以區別。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號是不適當的?,F在的任務,是用戰爭及其它手段打倒敵人,現在的社會基礎是商品經濟,這兩者都是所謂己所不欲要施與人。只有在階級消滅之后,才能實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則,消滅戰爭、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目前國內各階級間有著一種為著打倒共同的敵人的互助。但是,不僅在經濟上沒有廢止剝削,而且在政治上也沒有廢止壓迫(例如反共等)。我們應該提出限制剝削與限制壓迫的要求,并強調團結抗日,但不應該提出一般的絕對的階級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號。又如說西歐民主運動是從工人減少工作時間開始,這并不符合事實。等等。

  你前所說的《黨內生活》已收到,俟研究后如有意見再告你。

  毛澤東

  彭德懷看了毛澤東的這封信,很不是滋味,他對北方局的領導人說:

  “老毛就是多事,咬文嚼字地找毛病。有什么錯誤?我就看不到我有這么大的問題。”

  彭德懷還指示他所領導下的《新華日報》,把黨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社論中有關批評他的段落刪去,再予以轉載。還是鄧小平轉得快,他在毛澤東批評彭德懷之后,馬上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并在太行分局會議上揭發批判了彭德懷,他說:

  “彭德懷的錯誤,就是中央所指責的鬧獨立性和嚴重的黨性不純的主要表現,這當然是我們所不允許的。”

  3個月后,彭德懷回到延安,還專門去找毛澤東要理論此事。詳情容后再述。

  這正是:人非全才百路通,古來事異有分工。

  諸葛何嘗耍大刀,關公未曾祭東風。

  老彭倘若讀歷史,廬山焉能走麥城。

  6月17日,國民黨晉陜綏邊區總司令鄧寶珊第2次來到延安。

  此時,蔣介石趁共產國際解散之機,發動第3次反共高潮,電召鄧寶珊去重慶開會,指定他繞道寧夏、蘭州到重慶。鄧寶珊生氣地說:“不定路線倒罷了,指定了,我偏要走延安這條路。”

  6月17日這一天,毛澤東在楊家嶺新建的中共中央禮堂設宴招待鄧寶珊,作陪的有朱德、賀龍、林伯渠、高崗、李鼎銘、續范亭等黨內外人士數十人。宴會開始前,鄧寶珊一見毛澤東就高興地說:

  “毛先生發胖了!”

  毛澤東風趣地答道:

  “是啊,我們邊區軍民擴大生產、豐衣足食了嘛!”

  鄧寶珊在延安逗留了幾天。毛澤東等人曾和他圍坐在院內乘涼漫談。毛澤東說:

  “國際局勢處于大變動的前夜,法西斯行將土崩瓦解,日本帝國主義就要走投無路了。”

  鄧寶珊說:

  “毛先生比我大一歲,中國有毛先生這樣一位領導,乃民族之福。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之后,我們一定要為毛先生祝壽。”

  續范亭聽他如此說,非常感動,即席賦詩一首贈鄧寶珊,詩曰:

  三十年來土與塵,欣君五十刃尚新。

  半生革命總同路,一世交情有幾人?

  6月18日,國民黨將領胡宗南在洛川召開反共軍事會議,秘密布署剿共作戰,調動駐守河防的一部分軍隊準備進攻陜甘寧邊區。

  6月20日下午,毛澤東和江青來到王稼祥夫婦的窯洞門口,王稼祥和朱仲麗連忙迎了出來,王稼祥說:

  “請主席和江青同志到里面坐吧。”

  毛澤東見院子里的棗樹綠葉婆娑,新結的青棗密密麻麻地點綴在枝頭,便指著樹蔭下的小石桌和小石凳說:

  “我們就在這兒坐坐吧,比窯洞里空氣好些。”

  說罷,他和王稼祥分坐在石桌兩邊的石凳上,江青和朱仲麗坐在一邊陪著。警衛員張志送來了茶水和香煙。毛澤東點上了煙,笑著對朱仲麗說:

  “你的麻將牌打得好啊,可惜贏得少,總是輸,將來衣裳輸進當鋪里怕贖不回來喲!”

  毛澤東此言一出,逗得大家笑了起來。朱仲麗也笑著說:

  “是的,我欠你的‘債’大約有幾千萬了。”

  毛澤東和朱仲麗說的笑話,是在幾天前的事。那一天,朱仲麗見毛澤東不是坐著或躺著看書,就是批文件寫東西,為了讓他多活動活動,就想法勸他打麻將。毛澤東說:“打麻將是很浪費時間的呢。”盡管他不想停下手頭的工作,但還是經不起朱仲麗軟磨硬纏,只得答應了。于是,他和葉子龍、江青、朱仲麗便噼里啪啦地打起麻將來。朱仲麗為了讓毛澤東保持一個好心情,不時地故意將好牌給他,果然,毛澤東一連和了好幾盤。毛澤東笑著說:

  “如果是開賭場,只要朱仲麗坐在我的上家,我敢下賭萬萬元,必成大富翁。你這同志是不是在收買我?給我金錢炮彈,叫我當資本家呀?”

  朱仲麗也連忙笑著說:

  “不,主席,我不善于打麻將,所以不會扣下家的牌。”

  毛澤東依然是一臉的燦爛:

  “你要是在賭場里打牌,恐怕連褲子也要送進當鋪嘍!”

  說笑已畢,毛澤東吸著煙看著王稼祥,以商量的口吻說:

  “黨成立22周年紀念日快到了,我們應該寫篇理論性的文章,是不是請你抽空兒寫一篇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22周年和抗戰6周年的文章?”

  王稼祥說:

  “是,我可以寫一篇。紀念黨成立22周年,又值抗日戰爭進入第6個年頭,我們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績,這不是輕而易舉取得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情況相結合的結果。”

  說罷,他問毛澤東應該從哪些方面著手,他還說:

  “我還沒個準備哩!”

  毛澤東說:

  “我看從總結經驗教訓這個方面作為文章的中心內容。黨的歷史,是一部不平坦的斗爭歷史,22年來的歷史你都知道。針對世界局勢和全中國的局勢,可以抓住目前黨內思想上的幾個問題來談,你看如何?”

  王稼祥說:

  “好的,主席。我可以馬上動筆,然后請你審稿。”

  毛澤東見他如此痛快地接受了任務,非常高興,轉頭對朱仲麗說:

  “聽說你很會照顧稼祥呀!他的身體每天能夠負擔這么繁重的工作,全靠你的照顧,功勞不小啊!”

  朱仲麗忙說:

  “不,是黨和同志們的關懷。”

  毛澤東起身要告辭了,又笑著對朱仲麗說:

  “稼祥即將付出大量的勞動,希望你朱仲麗醫生批準!”

  朱仲麗說:

  “我會照顧好他的。”

  此后,王稼祥經過幾天的努力,一篇七八千字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終于脫稿了。他又逐字逐句反復修改,潤色了幾遍,直到自己滿意了才罷手。

  6月26日,王稼祥將文稿裝進一個大信封里,在大信封的正面鄭重地寫下:“呈主席親閱”,并附一短箋,他寫道:

  主席:

  關于紀念黨的22周年和抗日戰爭6周年的文章,已擬好了初稿,請審閱修改。

  布禮

  王稼祥

  他裝好信箋,讓警衛員馬上去送給毛澤東。

  6月28日,毛澤東指示周恩來、林彪等回延安,參加黨的“七大”籌備工作和整風學習。林彪和周恩來、鄧穎超等100多人乘卡車離開重慶返回延安。

  6月28日這一天,劉少奇將他起草的給晉西北行政公署主任兼晉綏軍區副司令續范亭的一封回信送給毛澤東審閱。毛澤東不厭其煩地在這個信稿上作了66處批改。這66個批語分別指出了劉少奇關于人性問題的一系列歷史唯心主義、庸俗唯物主義和二元論的錯誤觀點。最后,他又在信稿上寫上了這樣一段話:“一氣看完你這一篇,前后看了3遍。并且率直批上了我的意見。”“我也沒有研究透徹,不能說我批的全都無錯,還請你看后告我。”

  茲將劉少奇的信稿和毛澤東的批語抄錄如下:

  大概如我們到了40歲以上的人,對于各種哲理問題是特別感覺興趣的,因此,這也可以當作一種游戲【毛批:這樣說不妥】。

  關于人性、是非、善惡諸問題,是中國過去哲學歷史上提得最突出的一個問題,也是二千余年來,歷代均有爭論,直到現在仍沒有正確解決的一個問題【毛批:馬克思主義早已解決了這些問題,只是缺乏通俗的宣傳,缺乏拿馬克思觀點分析中國歷史的工作,不能說還沒有解決】。

  何謂人生?所謂人生,應該也是和一切物質的屬性一樣,即是人這種東西的屬性【毛批:應從分析社會關系出發,不應從哲學定義出發】。一切事物,均具有一定的實質【毛批:即該物之特性】,而與其他事物區別。一切物質的屬性,均是從各該事物的實質中發生出來的。當這個事物不與其他事物接觸時,它的屬性是蘊藏著,并不外現出來,這個事物的實質即不能被認識。但這個事物一與其他事物有一定程度的接觸時,它的屬性就表現出來,人們就可從它表現的屬性去認識它的實質(如真金有不怕火燒的屬性,用金與火接觸之后,人們就可認識金的實質)。當這個事物與其他事物有了全面的(全過程的)深刻的接觸時,就要暴露它全部的實質【毛批:事物的歷史是無窮的,事物與事物的相互關系是無窮的,因而其屬性是無窮的,普通所謂“全面暴露”,實只其有限的一些部分,一些片斷】,并也暴露它最深刻【毛批:比較深刻】的最基本的實質,即暴露它的本性與本質。人們就可深刻地認識【毛批:認識也是無窮的】到這個事物的本質。這是一個普遍的原理。這對于人也是適用的。

  人這種東西,是物質的東西,所以人也具有一般的物質性(或稱物性,即來信所說的“宇宙的共性”,宇宙萬物的共同性,即萬物的物質性)。人這種東西,又是動物的一部分,所以人也具有一般的動物性(或稱獸性,即來信所說的“動物的共性”)。但人這種東西,又是一種特殊的最高等的動物,一種發展到了最高形態的動物,不獨可以與其他物質區別開來,而且與其他一切動物也有顯然的一定實質上的區別。所以人除開具有一般的物質性與動物性之外,還具有特殊的為其他一切物質一切動物所沒有的人性。所以一般地說來,人性也是一種物質性、一種動物性;但是特殊的來說,即在一定的程度上來說,人性與一般的物質性、一般的動物性又應該也可以區別開來。一切把人性與物質性動物性絕對區別開來的人性哲學(如許多宗教家及絕對的唯心論者)都是錯誤的;但一切把人性與物質性動物性不加區別的哲學,也是錯誤的。

  人與其他動物在本質上的區別是什么?人與其他動物最基本的區別,就在于人是有思想的【毛批:最基本區別是人的社會性,人是制造工具的動物,人是從事社會生產的動物,人是階級斗爭的動物(一定歷史時期),一句話,人是社會的動物,不是有無思想。一切動物都有精神現象,高等動物有感情,記憶,還有推理能力,人不過有高級精神現象,故不是最基本特征】。人的腦筋及其全部神經系統特別發達(這是長期勞動長期斗爭的結果),所以人能理解自然界各種事物發展的規律性,能認識客觀事物的本質之發展過程,能認識各種現象之間相互的內部聯系;因而人就有可能按照客觀事物發展的規律去改造客觀事物,去進行勞動生產,去制造工具,去改造世界。這是一切其他動物所沒有的(其他動物至多只有思想的萌芽,而無完備的思想而不能制造工具)。這只有人才特具的。這就是人與其他動物最本質的區別(其它一切的區別都是形式上的,不是本質的)【毛批:這是進化了的人,不是原始人,原始人與猴子的區別只在能否制造工具一點上。自從人能制造石槍木棒以從事生產,人才第一次與猴子及其他動物區別開來,不是因有較猴子高明的思想才與它們區別開來,這是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的分水嶺】。因為人是最高等的有完備思想的動物【毛批:人的思想是歷史地發生與發展著的,不是一開始就完備的,也永遠不能完備】,所以人除開具有一般的物質性、動物性之外,人還具有特殊的主觀能動性,即靈性【毛批:動物亦有】、理性等。即人能夠思想,能夠用思想去把握各個客觀事物和各個現象之間的相互聯系,并能在認識客觀事物的規律性之后使自己的行動去適合這種規律,使自己的行動具有意識性、計劃性,自覺地不逾越客觀規律之外。即是人的思想行動之能夠自覺地規律化。亦即孔子所說的能夠“從心所欲,不逾矩”【毛批:這些在人類是歷史地進化的,在一個人的一生也是歷史地進化的,小孩子不懂得規律性,孔子七十才不逾矩。階級社會內沒落階級不懂得規律性】。所以“人為萬物之靈”【毛批:這是唯心論的社會觀,人是物質發展的一個高級形態,不是最終形態,它將來還要發展,不是什么萬物之靈。人首先是社會的動物,資產階級總是強調人的理性(精神),我們不應如此】,人是有理性的動物,人能把自己與自然界區別開來,并利用自然界去改造自然界(相對的與自然界對立起來)【毛批:這也是歷史地進化的,不是一下子如此的。人最初是不能將自己同外界區別的,是一個統一的宇宙觀,隨著人能制造較進步工具而有較進步生產,人才能逐漸使自已區別于自然界,并建立自己同自然界對立而又統一的宇宙觀。這種宇宙觀也是歷史的,將來的對立統一觀的內容與現在又將不同】。但是人所特具的這種主觀能動性、靈性、理性等,即人的思想,也并不是什么別的東西,也是一種特殊的物性——人腦的屬性。這種屬性也和其他物質的屬性一樣,要人腦發展到一定的程度(通常要在六、七歲以后),并須要與其他事物有一定程度的接觸(經過五官的感覺)之后,它才能產生,才能表現出來,否則人就不能有思想。人的思想,任何時候都不能離開物質而獨立產生,獨立存在。因為人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物質的屬性,就是客觀事物發展的規律性在人的頭腦中的反映【毛批:這是兩個不同范疇的問題】。所以人不論是怎樣的“為萬物之靈”,但人決不是神仙,人的思想也決不是什么神秘的不可解釋的東西,人永遠不能作神仙,即人永遠不能解脫自己的物質性與動物性【毛批:否,人是社會的動物,人永遠不能脫離社會而孤立】,主觀能動性永遠不能超越客觀的限制性,思想永遠不能離開外界的物質而獨自產生與獨立存在,完全不是如佛家(其他宗教家本質上是相同的)所說的那樣,“無聲無色,湛然寂然”,“無論用什么方法也不起波動”(來信用語),完全解脫紅塵【毛批:紅塵即社會】,往天上去,去到空虛,而又似乎是存在。所以人不能有神性【毛批:人不能離社會而為神】,人性不是神性、鬼性。人沒有神性、鬼性。思想在根本上不能離開物質而獨立存在。主觀在根本上不能離開客觀而獨立存在【毛批:這是兩個問題,思想不能離開物質,精神現象是人腦的屬性,講的是腦子與腦子的屬性的關系,一種物質運動形態與別一種物質運動形態(精神是一種特殊的物質)的關系,這是一個問題。主觀反映客觀,講的是存在決定意識,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內心與外物的關系,這是另外一個問題,這里把它們混同了】,把人與其他動物區別開來,又把人與妄誕中的神仙區別開來,這就確定了人的自然本質。把人性與一般的物質性動物性區別開來,又把人性與妄誕中的神性鬼性區別開來,這就確定了人的自然本性【毛批:當作人的特點、特性、特征,只是一個人的社會性——人是社會的動物,自然性、動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人是動物,不是植物礦物,這是無疑義的,無問題的。人是一種什么動物?這就成為問題,幾十萬年直至資產階級的費爾巴哈還解答得不正確,只待馬克思才正確地答復了這個問題。既說人,它只有一種基本特性——社會性,不應該說它有兩種基本特性:一是動物性,一是社會性,這樣說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論,實際就是唯心論】。孟子說:“食色性也”,王陽明強調“好好色,惡惡嗅”的“人性”。但孟子與王陽明在這里所說的人性,不獨是沒有說出人的社會性,就是人的自然性,也沒有說出來。因為食色之性,好好色、惡惡嗅之性,不獨是人有,其他許多動物也是有的【毛批:人的食色是社會的,與動物的食色根本區別】(其他許多動物都好吃好的東西,甚至比人還長得更美色,都有惡惡嗅的嗅覺)【毛批:這是兩種不同范疇的好惡;把它們等同起來,就是庸俗唯物論】,他們在這里只說出人的動物性的一部分【毛批:人的食色并非動物性而是社會性】。如果把這當作人性,就是片面的說法,就是偏向。就不能把人性與獸性區別開來【毛批:人的一切都與獸性區別開來,沒有不區別的】。如王陽明主張“狂”,六朝文士甚至認為人在當時可以不穿褲子,就是強調人的動物性【毛批:人不穿褲子并不是動物性,還是一個社會的動物】。程顥、程頤與朱熹則是相反的,他們抓住人的理性這一面,故意強調起來,主觀地機械地制作許多規律來限制人們的思想與行動,來摧殘人們的自然性【毛批:應說來摧殘人們的社會性,程朱把人們當作非人所謂“圣賢”來處理,所以是錯的】(程朱已經察覺到人的自然性與社會性,把性分為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毛批:正是錯誤的二元論,實即唯心論】。但他們認為義理之性是善的,氣質之性是惡的,人能克制氣質之性,發揚義理之性,就成為圣賢,并以克制氣質之性的多少為標準,認為學道功夫就在這里。如是就主張盡量的去故意摧殘人的自然性)【毛批:摧殘正當社會性】,這也是一種偏向【毛批:是完全錯的,不止偏向】。因此我希望你在摘引他們的說話時,應該注意。因為人有思想,而思想是人的主觀與客觀的矛盾的統一,所以人就有犯錯誤甚至犯系統的嚴重的錯誤之可能(只有人才可能犯錯誤,其他一切動物差不多都無犯錯誤的可能【毛批:不妥,競爭生存的學說,說生物由競爭而遺傳而擇種留良,避免淘汰,就是避免犯錯誤的要求,只有礦物才無此種要求】,尤其無犯系統嚴重錯誤之可能),人也一定要犯錯誤(因主觀與客觀矛盾,可以說完全不犯錯誤的就不是人)。人是不斷犯錯誤又不斷改正錯誤的(雖然人可以避免犯系統的嚴重的錯誤)。所以人在看自己的時候,常常忽視自己主觀的能動性,把人降低與普通動物平列,或者又常??浯笞约旱闹饔^能動性,把人說成神仙那樣。這是人在看自己的時候的兩種偏向。

  以上是說人的自然性【毛批:人是社會的動物,人的思想是社會的產物,把思想放在自然性范疇,美國“行為派”(以庸俗唯物論為表形的主觀唯心論)正是如此】。但是人的自然性,只是人的一種本性,人還有另一種本性,即是人的社會性【毛批:二元論】。人的社會性與人的自然性有區別、有矛盾、但是又凝合在一起、并且在基本上是保護著(人類共同的)自然性的。二者互相限制,也互相推移【毛批:這個觀點不妥,當作人,它只是社會的動物,人分成階級后,只是階級的人,再也不能多一點,無所謂人類共同的自然性,更無所謂以社會性去保護自然性,人的生命及種族存續,它就是當作社會的人的存續,再無別的】。

  何謂人的社會性?因為人的生活,是社會的生活,必須有維持社會一切人們共同生活的社會規律,這種社會規律,限制著人們的自然性、自然欲望【毛批:不妥】只能在一定限度之內發展。因為人為萬物之靈,人的思想行動能夠自覺地規律化【毛批:人的自覺是歷史的,不是絕對的】,所以人也就最容易在客觀環境的影響之下而引起自身的變化,比一切其他“冥頑不靈”的東西不同【毛批:人同冥頑不靈的猴子的最初區別,僅僅在于用工具勞動】。人們在不斷地社會勞動的過程中,改造著自然界,同時也改造著人們自己,改變著人們自己的本質與本性【毛批:改變著人們自已的手、腦、五官和思想等等,由各種不同社會結構,改變為各種不同的社會性,只應這樣來解釋人的性質的改變,否則就是唯心論】。人們的思想形態,是由這些人們經常接觸的客觀環境的形態與勞動形態來決定的。一定形態的人們的思想,又指揮著人們在一定形態上去行動,并逐漸改變客觀環境的形態與勞動形態。

  人們的生產勞動,永遠是社會的生產勞動。人們相互間在一定的勞動樣式的基礎上,發生一定樣式的生產關系、社會關系、政治關系等(即人們共同生活的規律),這些一定的關系就決定著人們一定的社會觀念形態,即決定著人們一定樣式的思想、意識、觀點、習慣、心理、道德等。長期的一定的人們的生產樣式與生活樣式,養成人們在思想行動上的一種特性,這就是人們的社會性【毛批:這些是對的】。人們長期按照一定的規律(自然規律與社會規律)去勞動,去生活【毛批:但是長久地不自覺的,自覺是一個歷史過程】,如是也就使人們的思想行動按照這種規律相對的定形化。一定的經濟性質,一定的社會性質,決定人們一定的社會意識的性質與倫理道德的性質。一切人們的理性,是自然的,同時也是社會的【毛批:只是社會的】。人的自然性,是先天的,是從人這種東西的根據中產生出來的。如人的體質、聰明、本能等(這些東西受后天的影響,但在一個人的一生中不被后天所根本改變)是先天生成的。人的社會性,是后天的,是從各人所處的社會環境條件中養成的,如人的思想、意識、觀點、習慣等,是人在生產中斗爭中養成的,學會的【毛批:但前面又把思想意識歸入自然范疇,又把聰明歸于自然(先天)范疇】(如馴養很小的野獸,也可使野獸具有某種馴性)【毛批:自從人脫離猴子那一天起,一切都是社會的,體質、聰明、本能一概是社會的,不能以在母腹中為先天,出生后才算后天。要說先天,那么,猴子是先天,整個人的歷史都是后天。拿體質說,現在的腦、手、五官,完全是在幾十萬年的勞動中改造過來了,帶上社會性了,人的聰明與動物的聰明,人的本能與動物的本能,也完全兩樣了。人的五官百體聰明能力本于遺傳,人們往往把這叫作先天,以便與出生后的社會熏陶相區別,但人的一切遺傳都是社會的,是在幾十萬年中社會生產的結果,不指明這一點,就要墮人唯心論】。但是自從人類社會發展成為階級社會以后,人就作為一定階級的人而存在。人們的社會性,就被各人在生產斗爭中所占的完全不同的階級地位所決定,人們的社會性,就表現為各種不同的以至相反的人們的階級性。特定階級人們的階級性,分裂了掩蓋了人們共同的社會性【毛批:是分裂了,不是掩蓋了】。比如現今社會中各階級人們所特具的各種不同的特性(如封建地主的等級性、神秘性、殘酷性,資本家的壟斷性、競爭性、自私性,農民的分散性、落后性、反抗性,工人的進步性、組織性、集中性等)是表現得很明顯的。人們階級性的最高而集中的表現,就成為人們的黨派性,特定階級人們的這種階級性黨派性,就貫穿在這些人們一切具體的思想、言論和行動中,以致使各種軍事、政治、學說、藝術和道德等等,都表現著一定的階級性與黨派性。過去歷史上的一切統治階級,都把自己的階級性,看作是代表整個人類的人性,并且看作是最善良的人性、自然的人性。而把其他階級人們的階級性看作是違反自然人性的例外的惡劣的表現。把他們看作是無人性的人,把他們看作是不夠人格的人。過去一切統治階級都諱言人們的階級性,并且諱言人們的社會性【毛批:實在也由于不知道,連最好的資產階級啟蒙學者也不知道】,都把人們的階級性社會性看作是人們先天的自然性,因為這樣,才能鞏固統治階級的階級地位。所以在過去各種人性學說上,都明顯地表現其階級性。所以有地主階級的人性論,有資產階級的人性論,也有無產階級的人性論。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自然人,具體的人又是社會的一分子(在階級社會中還是一定階級的一分子),人又是社會人(或階級人)。所以人同時具備著自然性與社會性,這就是人性的兩個基本方面,這就是人這種東西所有的兩種基本屬性【毛批: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這是對的,但這就是說,它是社會人,不是所謂自然人,人是自然界的一個特殊的部分——社會人】。

  何謂善惡?人們的善惡觀念是由什么決定的?人們的善惡觀念,就是反映客觀實際上人們的利害關系。一切對于人們有利的事物,人們就認為善;一切對于人們有害的事物,人們就認為惡(這是以人類為本位來說的。但有些中國佛教家的善惡觀念還把動物界包括在內來說,所以他們戒殺生,認為殺害動物也是惡)【毛批:佛戒殺生,恐有其社會的原因,如英國戒捕鳥,中國農民戒殺牛,是因為鳥少牛少的原故】。但人是具體的人,人的利害也都是具體的。如是個人的利害、部分的利害與整體的利害、暫時的利害與長遠的利害之間,就時常是發生矛盾的。特別在階級社會中,各階級的利害就常常是相反的,甚至是不可調和的,人們彼此之間這些不同的利害關系,反映在人們的思想中就成了不同的善惡觀念。比如剝削階級認為善的,被剝削階級就認為惡;被剝削階級認為善的,剝削階級又認為惡。如果在無階級的社會中人們的不同利害關系,還可以用部分服從整體,暫時服從長遠的辦法,把它們調和起來的話,還有人類社會全體共同的利害關系的話【毛批:“人類”這個概念,其實產生于階級分化以后,原始人是不可能有現時我們這個概念的。至于“人類共同利害”,從來就沒有過,只待將來階級消滅后才會發生】。那么,在階級社會中,敵對階級的利害關系就在基本上是不可調和的。因此,在階級社會中,即使人們真的能夠好善惡惡(而不是好惡惡善),那末,各階級人們之間的善惡觀念及其好惡也是不能一致的。孟子與王陽明只在人們的食色之間,好好色、惡惡嗅之間,去找人類共同的好惡及人類的共同性。除此以外,大概他們也很難找到人類的共同善惡及好惡了(當孟子說到是非之心、惻隱之心等等人類共同心理時,只能舉出一個孺子將入于井的例子。但孺子是還沒有思想的【毛批:不是有無思想的問題。希特勒的小哥兒跌下井去,也只有他的共同利害者才去打救】,無善惡之可分的【毛批:否】。如果說到成人的話,那孔子對少正卯,孟子對楊朱、墨翟、盜跖諸人將入于井,是否還有那為仁之端的惻隱之心,那就很難說了。在【毛加:“將來”】無階級的社會中,人類社會全體是還有共同的善惡觀念的,是還有共同的是非之心,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與辭讓之心的。因為在這時候有社會全體的共同利害。但在階級社會中,人們的善惡觀念就不能一致了,就各有各的善惡標準,共同的是非之心,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也沒有了(比如今天希特勒的是非與我們的是非,是相反的,今天希特勒橫死,我們也并不會有惻隱之心)。故關于人性善或人性惡的問題的爭論【毛批:是抽象爭論】,是不能得到一致的答復的。因為沒有一致的善惡標準。至于說人性無善惡,那也只能是抽象的,并且只是就人的自然性來說才可以【毛批:否,所謂是非善惡,是歷史地發生與發展的,歷史地發展的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的統一,不同階級的不同真理觀,這就是我們的是非論。道德是人們經濟生活與其他社會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階級有不同的道德觀,這就是我們的善惡論。把人性分為自然性社會性兩個側面,并承認自然性是無善無惡的,就給唯心論開了后門】。但人們的善惡觀念,是人們的一種社會觀念,說到人性的善惡,只能是就人的社會性來說,而人的社會性又是后天的,因此,具體的人來看具體的社會的后天的人性,那就總是有善有惡的,因為這是由具體的人所處具體社會環境的善惡(對于一定的人們來說)來決定的,比如我們今天站在一定的立場,對于一切具體的人都能確定他本質上的好壞,就是因為我們站在具體的立場,有具體的善惡標準,能測量一切相當成熟【毛批:不成熟也一樣】的具體人們的好壞。所以人性無善惡的說法,還是抽象的說法,唯心的說法。如果具體的來說,不獨是人的自然實質有好壞(體質稟賦有強弱)【毛批:秉賦也是社會的】,就是人的社會實質也有善惡,不過各階級之間所認為的善惡不一樣就是了,在告子與孟子的爭論中,告子的缺點就在這里(自然告子的意見比孟子是要正確多了)。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似乎這是人類普遍共同的德性。是的,人是有理性的動物,人也自然就愛好真理。真理也有吸引人來愛好的力量。但是對于一切剝削階級來說,客觀的是非(客觀真理)常常是無情的與他們的利害相反。在這種時候,一切剝削階級就都不愛好真理,不愛好進步了,都愛好自已的利益,愛好反動,都是按照自己的利害來處理事物,都不是按照客觀是非來處理事物,都要故意來歪曲是非,歪曲真理,欺騙群眾,來維護自己的利益,而且是剝削階級主觀上的是非,與客觀是非又常常是不能一致的(他們常常是把自己的利益當作絕對真理)【毛批:這些都說得好】。因此,對于剝削階級來說,他們的是非與他們的好惡、與他們的善惡觀念,都不能是一致的【毛批:這一點不妥,雖有明知故昧的事,但剝削者的善惡總是以他們所謂是非為標準的,二者大體是一致的】。是者,他們常常不好,不認為是善,非者,他們倒常常好,不認為是惡。是是非非,善善惡惡,好好惡惡,一切剝削階級都是作不到的【毛批:他們是是其所謂是,非其所謂非,善其所謂善,惡其所謂惡】,一切剝削階級都不能把是非、善惡、好惡完全統一起來【毛批:他們統一其所統一的東西】,而況一切剝削階級都不能徹底認識客觀真理。所以過去一切剝削階級的學者關于人性、是非、善惡、好惡聯系起來所構成的學說,沒有一個不是說得錯誤百出的【毛批:剝削階級當著還能代表群眾的時候,能夠說出若干真理,如孔子,梭格拉底,資產階級,這樣看法才是歷史的看法】。

  你企圖把王陽明的四句話改成真理,我看是很難作到的【毛批:王陽明也有一些真理】。來信所改4句,也還有可議之處。

  中國的封建制度一直存在了二千年,所以中國的封建制度是世界上最完備的封建制度,中國封建階級的倫理哲學,也是世界上最完備的封建倫理哲學。但是這種哲學是封建的,它的中心思想就是三綱五常,而三綱五常同時又是封建階級的政治綱領與封建國家的憲法。因此,在今天任何擁護這種哲學的言論行動,都在實際上是擁護了中國的封建殘余,阻礙了中國的民主革命。我們決不能把這種哲學,把孔孟之道,看作是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相反,這恰是中國文化的不良傳統【毛批: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歷史的看法】。中國現在有人著了一本書,名《中國之命運》,在這本書上全部的接受與擁護中國封建階級的“固有道德”及其倫理哲學,堅決地反對現代思想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然而他們又在大大反對什么“封建割據”(如果是民主割據,他們就不反對嗎?)對于這些人,你還有什么是非可講的呢?他們是不是還有是非之心呢?

  人們的道德觀念,就是反映客觀實際上人們的利害關系。這在中國的墨子早就看清楚了。墨子說:“義:利也”,利是義之實,又說“忠:利君也”,“孝:利親也”,“功:利民也”。墨子是主張以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即以社會全人類的共同的利益為其道德的標準的。墨子是第一個把道德建立在唯物論基礎上的偉大的哲學家。一切剝削階級的道德,就是這些剝削階級的利益的反映。中國的封建道德,封建的倫理哲學,就是以封建君主(父、兄、夫在內)利益為中心的道德。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使別人受苦的基礎上,建立在使大多數人受苦的基礎上,這就是一切沒落的剝削階級的天性及其道德的標準。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使別人同享幸福的基礎上,建立在全人類共同幸福的基礎上,這就是無產階級的天性及我們的道德的標準。

  一切剝削者的特性,都是最惡劣的人性【毛批:當著奴隸主、封建主、資本家還在破壞舊制度建設新制度時,他們是有其歷史作用的】。他們都是在犧牲大多數人的基礎上去求得自己獸性高度的有組織的有系統的發泄(如三宮六院、酒池肉林等),一切勞動的被壓迫階級的特性,都是當時社會上最善良的人性,他們是最有理性的,是舍己為人的。

  只有覺悟了的無產階級,只有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毛加:“以及將來的人類”】,才能深刻地認識客觀真理【毛批:這是對的,但與篇首論人為萬物之靈一節矛盾】,才能有最高的理性,使自己的思想行動按照認識了的客規真理自覺地規律化,方能有最高的自覺的紀律性與原則性,才能把是非、善惡、好惡完全統一起來,才能完全作到: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善者善之,惡者惡之,好者好之,惡者惡之,才能具有人類中最優良的德性(但不是封建的“固有德性”,也不是資產階級的“德性”),才能創造最優良的社會秩序。也才能把人類特出的理性、人類的天才發展到最高限度,才能具有最優良的人性。因為只有無產階級【毛加:“及將來的人類”】,它的利害與客觀的是非(客觀真理)才是完全一致的。只有無產階級,才能以全體人類解放的利益,整個人類社會進化的利益,作為自己的利益。所以只有覺悟了的無產階級,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才能坦率地愛好真理【毛批:當資產階級對封建革命時候,他們是代表了社會進化的利益。他們也愛好他們所能知道的真理,例如民約論與進化論】,愛好全人類共同的利益,愛好社會進化的利益。如好好色那樣自然;惡恨邪說,惡恨人類共同利益的破壞者,惡恨反動。如惡惡嗅那樣自然,也只有覺悟了的無產階級,其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才能正確的解釋人性、是非、善惡諸問題,并把這種哲學提高到最高的程度。

  1943年7月1日,毛澤東寫信給康生,要他把下列幾句話刊登在《防奸經驗》第6期上:

  “防奸工作有兩條路線:正確路線是‘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骨干與廣大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培養干部,教育群眾’;錯誤路線是‘逼、供、信’。我們應該執行正確路線,反對錯誤路線。”

  這幾句話中的“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骨干與廣大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培養干部,教育群眾”,后來被毛澤東稱為審干“九條方針”(見毛澤東給彭德懷的電報)。

  7月2日,中共中央發表了由毛澤東起草的《為抗戰六周年紀念宣言》,宣言中說:

  “自從萬惡的法西斯各國發動侵略戰爭以來,我們中國以及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侵略的國家,久經艱苦斗爭,但是一向處于劣勢地位的這種不利情況,現在已經根本改變了。這是一個國際范圍內的有決定意義的變化。這個變化是由蘇聯第二個冬季攻勢的勝利,英、美在北非的勝利,中國的6年抗戰與英、美過去一年在太平洋上對于日寇的打擊所造成的,其中特別是紅軍在斯大林格勒的勝利起了轉變整個戰爭形勢的主要決定作用。由于這些偉大的勝利,就在過去一年中造成了極端有利于反法西斯同盟國與極端不利于法西斯侵略國的世界局面。”

  “在抗戰第七年中,我們又將遇到新的有利的變化,各同盟國對于西方法西斯的最后決定性的打擊實現之時,就是整個法西斯失敗與世界各民族解放大部分實現之時。到了那時,東方法西斯的失敗與東方各民族的解放,也就接著會要實現了。”

  “整個中國戰場上,6年來的作戰,實際上是被劃分為正面與敵后兩大戰場,這兩個戰場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一個,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獸的奔竄,在將來就不能驅逐這個野獸出中國,因此必須增強這兩個戰場互相援助的作用。特別是因為處在敵后戰場上的抗日軍民,他們抗擊了日本匪軍的半數以上,而其處境則較之正面戰場要困難百倍,因此加強對于他們的援助是義不容辭的。我們認為只有加強這兩個戰場的互相援助與特別加強對于敵后抗戰軍民的援助,才是加強整個中國戰場作戰努力的具體辦法。而在過去數年中,對于敵后戰場上的絕對大多數抗戰軍民是沒有什么援助的,正面戰場作戰的積極性也是很不夠的,我們希望政府對于這種現象能夠有所改進。”

  “抗戰的第6周年,同時即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的第22周年。中國共產黨在其誕生之時,即在中國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向中國人民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綱領,并根據此種綱領在各個時期規定了各種具體實施的政策。22年中,全體黨員和全國廣大的人民群眾在一道,為著實現此種綱領與政策,為著反對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為著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流血犧牲,前仆后繼,舉行了轟轟烈烈英勇頑強的斗爭。不管敵人如何強大,道路如何艱難,他們總是堅決前進,絕不徘徊,絕不畏縮,終于使全國人民從黑暗中找到光明,從絕路中找到生路。22年的歷史實踐已經證明,我黨奮斗的方向,是使中華民族起死回生的完全正確的方向,并將在今后的歷史實踐中繼續堅持下去,直到完全勝利而后已。共產黨員是一種特別的人,他們完全不謀私利,而只為民族與人民求福利。他們生根于人民之中,他們是人民的兒子,又是人民的教師,他們每時每刻地總是警戒著不要脫離群眾,他們不論遇著何事,總是以群眾的利益為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因此他們就能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這就是他們的事業必然獲得勝利的根據。”

  7月4日,毛澤東為軍委起草關于蔣介石進攻邊區的軍事部署的情況通報,他寫道:

  總部、129師、120師、聶軍區、115師、新四軍:

  一、去年10月國民黨十中全會后,形勢似稍有好轉。但不久,蔣介石即令朱紹良、胡宗南準備進攻邊區。3月蔣發表《中國之命運》一書,自己公開出面反對共產主義與共產黨,可說是進攻的思想準備。4月甘肅民變規模日趨擴大,至5月,竟占23縣,人數至數萬之多,當時蔣估計我方或將支持民變,彼即借口向我進攻。但我方依據團結抗戰方針,對任何反政府民變都不干涉,邊區留守部隊,謹守自己的防地,不給彼方以任何借口。但彼方挑撥性的言論及以挑釁為目的的軍事布置仍然非常積極。5月共產國際解散,蔣胡均認為此乃對共黨鎮服良機。6月,蔣允許周恩來、林彪二同志回延安,但不給以任何具體意見(周、林現尚在重慶至西安途中),其用意似在周、林回延,我黨中央正討論如何改進國共關系問題時,彼即發動閃擊戰式的軍事行動,逼迫我黨接受彼方提出交出軍隊取消邊區之條件(這些條件現尚未正式提出,但已在報紙上宣傳),因彼方已熟知我黨一貫方針是為團結抗戰而努力,竭力避免一切足以引起兩黨磨擦與兩黨破裂之事件發生,彼方或以為在此種情況下,有將我黨壓服之可能,故乘周、林回延時機,急速抽調河防部隊追入邊區附近,并下令邊區南線各軍限七月八日準備完畢,待令攻擊,故邊區形勢現已極度緊張。至于日寇東條實行勾結中國抗戰陣營叛變而不甚強調反蔣的新政策以來,蔣與日本密使(吳開先等)經常接洽,是否與此次進攻邊區之準備有聯系,亦值得嚴重注意。此外西安國民黨方面則傳出下列消息:半月內蘇德大決戰將爆發,日本將閃擊蘇聯,集中目標于先打擊蘇聯,再對付英美等語,蔣、胡向我進攻之準備如此急迫,或亦與此有關。茲將5、6兩月及最近數日內胡宗南軍事進攻準備的具體情況列舉于下:

  (1)令53師由韓城河防開洛川,接替暫騎2師防務,暫騎2師限5月17日到耀縣集結,業已接防完畢。

  (2)167師由大荔河防開邠縣,已于5月13日到達。

  (3)趕運糧彈補充宜川、洛川、中部、宜君一帶之部隊運輸絡驛不絕。

  (4)令所屬修補工事,并令調查邊區地形、工事、糧食、交通情形。

  (5)令潼關河防之第1師,赤水(臨潼屬)之第78師準備交防行動。

  (6)令現駐甘肅之第38集團軍總司令范漢杰亦作進攻邊區準備。

  (7)令炮2旅在淳化成立第2指揮所,王曲之裝甲兵2團(戰車坦克70余)裝油待動。

  (8)7分校教導總隊劉釗銘已集結兩個團,由岐山開赤水一帶,接替第78師防務。

  (9)165師與61師的武器均已全部換成新品。

  (10)令胡公冕、侯聲赴延安視察邊區情形。

  (11)5月20日傅作義電胡宗南商討夾擊邊區,并謂應不怕破裂和牽動國家大計。胡復電極表贊同。

  (12)胡得悉第三國際解散消息,突加緊張,對封鎖線部隊重新部署,進攻邊區部署均已完成。

  (13)5月23日電蔣呈報對我作戰計劃,共分3期:第一期劃分關中、隴東兩區,以陶峙岳、范漢杰分任總司令,完成攻防準備,確實封鎖。第二期除河防部隊外,加強關中兵團,實力收復囊形地帶。第三期,繼第二期之后,保持重點于咸榆公路,協力收復馬欄、關中、隴東全部。并請中央派空軍及令2戰區協助,惟因甘南民變胡系調去了5個師兵力影響其第二期計劃實施甚大(以上均系5月情形)。

  (14)自6月初迄今邊區形勢更形緊張。6月4日胡令各部:現系軍事緊張時期,部隊隨時有移動,兵扶不得缺額,否則以貽誤論罪。

  (15)駐宜川之90軍長李文分工兵連開洛川,歸53師指揮,修筑交河口橋梁。并令輜重連大車20輛開洛川,協助53師運輸。

  (16)暫騎2師6月10日已接替165師耀縣防務。新27師由富平莊里鎮開到洛川附近。并令暫25師、新27師、53師、暫騎2師、陜保指揮部等防務,統向右延伸,全部已于6月10日延伸完畢。

  (17)6月18日胡宗南隨同陶峙岳,李文及61師師長鄧鐘梅,暫25師長劉英,新37師師長徐保等到洛川,召開軍事會議。并召集新27師、53師官長訓話。

  (18)6月18日胡之副參謀長李昆崗電36軍(36軍在甘南進攻民變)或另有任務,希努力進剿。

  (19)6月18日,李文批準第一野戰醫院開洛川,90軍對我軍之作戰計劃辦于是日攜至洛川交胡。

  (20)6月28日胡令第8師(袁璞)限6月30日開陜北同官待命作戰,令駐赤水之78師即開分縣。第1師駐朝邑之一個團開東泉店。

  (21)6月30日,胡令90軍之28師,即刻秘密由韓城開赴中部集結待命。7月2日又令改開洛河(洛川南)集結。該師83及84兩個團7月2日晨已出發,82團及師直7月3日晨出發,7月6日可全部到達。

  (22)78師原令開寶雞之一個團改開分縣。

  (23)第8師于29日全部到達同官山地,該師留商縣剿匪之24團第3營亦擬調回參戰。

  (24)16軍炮兵團第1營,已于6月28日由郃陽開耀縣。

  (25)重炮3團3營,6月28日已撤出河防陣地,30日已向西行動。

  (26)西安辦事處30日亦有電告:胡對邊區之軍事部署,忽趨緊張,對閃擊陜北空氣,由軍隊的緊張準備軍官干訓團及黨政當局之議論,以及于社會,此種情形比過去為迫急。此種布置恐出自蔣及國民黨估計日本半月即將攻蘇借機進攻邊區等語。

  (27)7月2日陶峙岳令各軍限7月8日準備完畢,聽候胡手令動作。

  總的說,胡進攻邊區之部隊已經集結完畢,部隊的動員,糧彈的準備,均已完成,只須待命進攻,胡將河防部隊大部撤出,置于邊區周圍,這是歷來所未有。從此點看,蔣是否與日本有何諒解,值得注意。此外輜重部隊的配屬,兵站的開設,通訊線路的調整(非必須線路的撤收,斜線路的增設),部隊非必須品為后運,戰前教育實施,都表示進攻準備已經完成,可以隨時作戰,這些都是歷來所未有的。

  軍委 午支

  7月4日,中央以朱德名義發出由毛澤東起草的“為呼吁團結避免內戰致胡宗南電”,全文如下:

  西安胡副長官宗南兄勛鑒:

  自駕抵洛川,邊境忽呈戰爭景象。道路紛傳,中央將乘共產國際解散機會,實行剿共。我兄已將河防大軍,向西調動,彈糧運輸,絡繹于途,內戰危機,有一觸即發之勢。當此抗戰艱虞之際,力謀團結,猶恐不及,若遂發動內戰,必至兵連禍結,破壞抗戰團結之大業,而使日寇坐收漁利,陷國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極大妨礙英美蘇各盟邦之作戰任務。邊區留守部隊,安分守己,保境息民,從事生產與教育。吾兄前派胡侯二兄來延參觀,備致贊美,嗣接尊電,擬再派侯兄駐延聯絡,德等當即表示歡迎。不料近日形勢大變,貴方調兵遣將,準備進攻,實為德等大惑不解,謹電奉陳,即希示復。

  朱德

  不久,毛澤東又在6日以朱德名義發出由他起草的“為呼吁團結避免內戰致蔣介石等電”,揭露國民黨軍隊妄圖進攻陜甘寧邊區的圖謀,呼吁團結、堅持抗戰。

  7月5日,毛澤東審閱了王稼祥撰寫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他非常滿意,稍加修改后,給王稼祥打電話說:

  “文章看過了,寫得很好,準備交《解放日報》發表。”

  毛澤東還親自到王稼祥家里,和王稼祥談心,他說:

  “不能提毛澤東主義。我是馬克思列寧的學生,怎么可以和他們并列?馬克思有馬克思主義,列寧有列寧主義,我不能提‘毛澤東主義’,我沒有‘主義’。我的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你們一定要提,還是你提的‘毛澤東思想’好。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隨便地提‘主義’。不過,我仍然認為,作為一種思想體系,我還沒有成熟。這不是謙虛,事實如此。”

  7月6日,劉少奇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2周年,在《解放日報》上發表《清算黨內的孟什維克主義思想》一文。他在文中寫道:

  “一切干部,一切黨員,應該用心研究22年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經驗,應該用心研究與學習毛澤東同志關于中國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學說,應該用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來武裝自己,并用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體系去清算黨內的孟什維克主義思想。”

  7月6日,中央軍委指示八路軍358旅主力4個團由晉西北調回邊區,八路軍前委籌調機動兵力,做好應變準備。

  7月7日,胡宗南指揮6個師的兵力包圍陜甘寧邊區,炮擊富縣柳林區和關中區,發出了第3次反共高潮的信號。

  7月7日,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不少外國記者紛紛質問內戰危機。

  宋慶齡寫信給美國《新群眾報》,向國際輿論揭露國民黨封鎖、進攻抗日根據地,使抗日部隊得不到醫藥、供給,中國正處在分裂內戰的危險之中。

  7月8日,延安《解放日報》在頭版發表了《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王稼祥首次提出了“毛澤東思想”這一理論概念。他在文章中寫道:

  “中國民族解放整個過程中——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正確道路,就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澤東同志在其著作中與實踐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共產黨從誕生后便積極參加中國民族解放戰爭,22年如一日,其中參加了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蘇維埃運動與抗日戰爭。黨便在這些反帝反封建的斗爭中壯大起來。毛澤東思想也就是在這3大革命斗爭中生長和成熟起來的。毛澤東思想與中國共產黨的民族解放的正確道路,是在與國外國內敵人的斗爭中,同時又與共產黨內部錯誤思想的斗爭中,生長、發展與成熟起來的。以毛澤東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主義,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基礎,研究了中國的現實,積蓄了中共22年的實際經驗,經過了黨內黨外的曲折斗爭而形成起來的。”“同時又反對了那些脫離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的錯誤觀點。毛澤東思想是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運動實際經驗相結合的結果。”“由于中國革命運動正在不斷向前發展,毛澤東思想這個理論也正在繼續發展中。這是引導中國民族解放與中國共產主義勝利前進的保證。”

  7月8日這一天,中央書記處發出由毛澤東起草的《關于中央決定發動宣傳反擊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

  一、國民黨乘共產國際解散機會,準備以武力進攻陜甘寧邊區,迫我就范。同時發動宣傳攻擊,以造成反共輿論。

  二、中央決定發動宣傳反擊,同時準備軍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進攻。

  三、各地應響應延安的宣傳,在7月內先后動員當地輿論,并召集民眾會議,通過要求國民政府制止內戰,懲辦挑撥內戰分子之通電,發來新華總社,以便廣播,造成壓倒反動氣焰之熱潮,并援助陜甘寧邊區之自衛斗爭。其宣傳方針,根據延安民眾大會通電之內容與口號。

  四、為乘此機會加強黨內教育與人民教育,應將延安發表諸文件及當地發表之文件,印成小本,給予干部閱讀并發動討論。

  五、陜甘寧邊區正在進行各分區及各縣黨政軍民的廣大動員。

  中央書記處 午齊

  7月9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他在電文中寫道:

  德懷同志:

  蔣胡盡撤河防兵力開到洛川、中部、邠州線,密令積極準備待命攻擊。我已調晉西北4個團渡河南開準備作戰,晉西北現僅留6個小團,頗為空虛,同時事變有可能發展至兩黨破裂,我黨不能不事先有所籌劃。如至那種局面,擬實行前年春季所定計劃,從五臺、太行抽調10個大團(約兩萬人)西開應變。請你在日內加以考慮,提出意見電告。目前此間除作軍事準備外,極力進行政治動員,展開宣傳戰斗,并將此種宣傳散播至西安重慶各地及英美蘇各國,動員國內外輿論打擊蔣之反革命企圖。

  毛澤東 午佳

  7月9日下午,延安召開3萬多人的紀念抗戰6周年軍民大會,并發表了由毛澤東起草的《延安民眾大會關于呼吁團結反對內戰的通電》。通電全文如下:

  國民政府林主席,蔣委員長,各部院長官,各地方長官,各抗日將士,各抗日黨派,各抗日團體及全國同胞公鑒:

  正當我全國民族團結抗戰已經堅持了6年,愈益接近勝利的時候,正當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戰爭主動權已經轉移到蘇英美同盟國方面,德日意法西斯匪幫已迫近最后失敗的時候,不意中國抗戰陣營內部竟有一部分喪心病狂之日寇第五縱隊,出來響應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英機、汪精衛、王克敏的反共號召,宣稱解散共產黨,取消陜甘寧邊區。他們包圍軍事長官,企圖將原在抗日陣地的軍隊轉變為反共內戰的軍隊。他們現正積極策動內戰,慫恿軍事長官調動隊伍,進攻邊區。最近一個月來,除原駐陜甘寧邊區周圍,擔任封鎖邊區的10余師軍隊,早已積極準備進攻外,近日又從河防陣地抽調抗日大軍,移作進攻邊區之用。根據確實消息,第1軍主力第78師,第167師,已從華陰、渭南開到邠州、淳化,第90軍之第28師,第53師,已從韓城、合陽開到洛川,第57軍之第8師,已由西安開到中部,第16軍之重炮兵營,已由河防開到耀縣,原駐西安之炮兵旅,亦已開到淳化,除上述業已開動之部隊外,尚有很多軍隊,正在待命出動。隴海鐵路,咸榆公路,西蘭公路,兵車運輸,絡繹不絕,居民驚駭,奔走相告。為了配合此種軍事行動,西安的反共特務頭子勞動營訓導處長著名托派漢奸張滌非,竟敢公開在西安召集會議,假造民意,狂吠解散共產黨,取消邊區。最奇怪的是堂堂的中國官方通訊機關之中央社,也將此種破壞團結抗戰的反動言論,于7月6日發出廣播,通告中外,以為發動內戰之輿論準備。內戰危機,千鈞一發。敵人第五縱隊與中國反共分子此種喪心病狂的舉措,如果實現,不僅將破壞全國人民6年以來辛苦堅持的抗戰大業,并且將嚴重損害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國的共同行動。日寇第五縱隊包圍軍事長官,準備發動內戰之唯一目的,就是幫助日本帝國主義滅亡全中國。他們此種舉動,不僅背叛我中華民族解放戰爭的利益,同時也背叛了同盟國反對法西斯侵略的共同利益。他們此種舉動,實際上是替垂死的法西斯主義作支持者,是掩藏在抗戰營壘內的親日派漢奸,因為在此種時機發動內戰,除了犧牲民族利益,是絕對沒有其他結果的。

  在過去6年抗戰中,證明中國共產黨對于保衛祖國的神圣戰爭是無限忠誠的。他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者和堅持者;他曾使西安事變獲得和平解決,釋放蔣委員長,達到全國的團結抗戰。他曾指導了八路軍中新四軍中及地方民眾中的共產黨員,團結全體軍民在敵后戰場上抗擊了侵華敵軍50%的兵力,而沒有得到任何彈藥與軍餉的援助。新四軍甚至被誣為“叛軍”,但是新四軍至今在華中敵后戰場堅持著英勇的抗戰,而且至今仍然擁護國民政府,沒有任何的“叛變”行為。這是全中國每一個老百姓,乃至日寇漢奸,無不知道的。八路軍在華北艱難百戰,不予獎勵,反于妨害。陜甘寧邊區為八路軍新四軍僅有的后方,少數留守部隊自己動手,生產自給,全世界都無此種模范軍隊。陜甘寧邊區的黨政機關與民眾團體,堅決地實行了三民主義,實行了聯合各抗日階層的三三制政策,使一切抗日人民都有人權、政權、財權,都有說話機會,都有衣穿、有飯吃、有事做、有書讀,使他們各得其所?,F在邊區已經成了全國實行三民主義的模范區域,邊區人民在抗戰中過著民主自由與豐衣足食的生活,比較大后方的慘淡情況,何止高出百倍。不管國民政府怎樣至今還沒有實行承認邊區的諾言,但邊區政府卻始終表示擁護國民政府。我邊區人民對于這樣忠實于民族解放利益,這樣堅持團結抗戰,這樣替邊區人民做了無數好事的中國共產黨,是竭其全力給予擁護的,對于邊區的一切民主進步設施,認為不僅是關系自己切身利益,而且也是堅持抗戰的可靠力量,是全國人民所同聲稱道的模范建設。我們將誓死保衛這塊地方,不許日寇及其第五縱隊的陰謀活動來加以破壞。

  目前國內政治上許多反常事件,我們長久地忍隱不言,以期相忍為國,渡過難關。不料反共分子的欺壓毒焰,繼長增高,暴行虐政,有加無已。今竟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韙,調抗戰之將士,肆內戰之陰謀;反共第一,抗日第二;一黨至上,專制集中;反對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無異盜賣法西斯;放棄團結原則與統一戰線原則,無異置民族于死地。指揮特務,盜竊民意,今日可以提出解散共產黨,取消邊區,明日亦何嘗不可以發布討伐令,解散八路軍。凡此反常之行為,實屬惟恐天下不亂,惟恐抗日勝利,惟恐民族獲得解放,惟恐人民獲得自由之反革命心理所表現。另一方面,對于投降敵人背叛祖國之33個高級將領,卻一個也不責備,也不聲討,有時還替他們曲予辯護。對于像吳開先那樣受敵人派遣到我抗戰首都進行賣國活動的著名大漢奸,卻不但不予逮捕,反而容許吳逆仍掛國民黨中央委員之名,逍遙法外,自由自在地進行陰謀活動。對于像張滌非那樣的日寇第五縱隊,在西安假澄民意,聲言解散共產黨,取消邊區的漢奸活動,不但不加制止,反而給他們廣播消息,企圖以此欺騙人民,準備軍事進攻的輿論。對于今天大后方民生憔悴,民怨沸騰,民情隔閡,民變蜂起等危險情況,則不但不思所以變計,反而一味高壓,惟恐民怨之不普遍,民變之不擴大。華北龐炳勛、孫殿英諸軍之覆滅,其原因乃在于龐、孫領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及洛陽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之秘密命令,盡一切力量準備進攻太行山區域之八路軍(八路軍已獲有確實證件),絲毫不作對日寇戰斗之準備,致使日寇乘虛襲擊,束手受縛,叛國降敵,不敢聲張,反替龐孫作辯護之詞。我華中及山東之新四軍八路軍,苦戰奮斗,敵人欲置之死地而不可得,彼乃派遣王仲廉、李仙洲兩個集團軍,限期東進,務求消滅八路軍新四軍而后已。共產黨則稱之為“奸黨”,新四軍八路軍則稱之為“奸軍”,試問天下有這種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道理么?今日何日?不是正當日德意法西斯國家已面臨失敗危機,我們為了自己民族的解放,為了與反法西斯各同盟友邦的配合,需要更加加緊自己抗戰行動的時候么,為什么竟從抗日前線撤回大量軍隊,要來進攻陜甘寧邊區呢?這有什么理由呢?為什么不打日本人要打中國人呢?抗戰時期,只應該團結一切力量,加強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這條唯一的戰線,不應該制造第二條國內戰線,這個道理,難道還不明白么?內戰一開,兵連禍結,鷸蚌相持,漁人得利,這個道理,難道還不明白么?為什么這樣痛恨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陜甘寧邊區,而那樣不痛恨我們的民族公敵日本帝國主義呢?撤了河防大軍來打邊區,難道就忘記了日本人么?那時日本人從剿共軍背后打來,你們怎么應付呢?龐炳勛、孫殿英的覆轍,你們難道完全忘記了么?

  我們延安各界人民,今天在此開紀念抗戰6周年大會,我們竭誠向國民政府呼吁,向蔣委員長呼吁,向胡宗南副長官呼吁,向正在準備進攻邊區的一切官兵呼吁,向全國同胞呼吁,請你們認清日寇第五縱隊的陰謀策動是不利于國家民族的,是幫助日寇侵略的。我們請求蔣委員長與胡副長官,立即命令抗日軍隊仍返原防,保持團結,避免內戰。我們掬誠忠告那些接受密令準備進行內戰的軍官和士兵,共凜國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禍,鑒于過去10年內戰之慘,不要打共產黨,不要打八路軍,不要打邊區,不要槍口對內。胡宗南副長官曾云,“剿共是無期徒刑”,這是一句真話。請你們平心靜氣地想一想,再打10年內戰,能打得出什么結果呢?何況內戰一開,敵人乘虛而入,中國馬上就會亡國,哪里有10年時間,許我們從從容容地打內戰呢?我們要求蔣委員長與胡副長官,立即逮捕著名托派漢奸日寇第五縱隊分子張滌非,并懲治其破壞團結抗戰的反革命活動。我們要求國民政府立即逮捕日汪密使吳開先,并予公審。我們要求國民政府立即明令討伐通敵叛國的龐炳勛、孫殿英、孫良誠、畢載宇、吳化文、榮子恒、厲文禮、楊汝賢、李振汾、侯冠文、王廷英、楊光有、王瑞亭、趙星彩、于光輝、侯如鏞、楊志希、趙瑞、楊誠、李長江、徐繼泰、楊仲華、吳漱泉、王勁哉、蘇振東、潘勝富、蘇景華、張海平、任蘭圃、趙天時、薛豪平、于懷安、金亦吾等33個將級軍官,并移華中山東一帶剿共之師去剿伐他們。我們要求全國愛國同胞與抗日黨派幫助我們制止內戰,實現上述各要求。

  我們的口號是:(略)

  與此同時,英美蘇3國對中國國內的局勢表示不滿,各國大使會晤,警告重慶政府,不得發動內戰,否則各國將停止對其援助。

  7月9日這一天,周恩來、林彪一行到達西安,收到了毛澤東發給他們的電報,要他們同胡宗南交涉,要求胡宗南撤走包圍陜甘寧邊區的部隊。胡宗南宴請了周恩來和林彪,不承認有進攻延安的企圖。他在席間稱周恩來為老師,稱林彪為同學。

  周恩來、林彪一行在西安逗留3天后繼續北上。

  7月10日,蔣介石在國內外輿論的壓力下,命令胡宗南從陜甘寧邊區撤退軍隊。

  7月11日,毛澤東因中共“七七”宣言在重慶被扣,為新華社寫了一篇通訊:

  【新華社延安11日電】重慶消息,《新華日報》7月1日紀念中共22周年社論,力持團結抗戰,但被國民黨新聞檢查所扣留,不準發表。中共中央“七七”宣言,于4日送檢,5日去取,亦被扣留。6日報館派人找檢查所負責人談判,結果準許登載,被刪去3000多字。但到晚上,新聞檢查所突然通知,又不準登,報館交涉無效。不但如此,當局又令化龍橋特務憲兵警察,全體出動,如臨大敵,從新華日報館門口直至化龍橋,設立3道檢查哨,再在兩路口設1道檢查哨,據稱:其任務是查看報紙上是否還有“七七”宣言。但查驗沒有宣言,亦不準發行?!缎氯A日報》于7日6時已全份印出,報館方面幾次向檢查所交涉,直到8時半,才將特務憲兵警察撤去。當日國民黨中宣部招待外國記者席上,紐約時報記者詢問周恩來氏回延安之任務。國民黨宣傳部長張道藩發出挑撥性的回答,誣稱:“共產黨分為兩派,一派主張與政府合作,一派反對。”關于此事,日本法西斯通訊機關同盟社,立即于8日將張道藩之挑撥的誣蔑的聲明給予傳播,幫助張道藩鼓吹。在7日的外國記者席上,合眾社記者又問:聽說最近陜北形勢很緊張,中央派遣大軍包圍八路軍,是否確實?張道藩態度甚窘,只得用中國話小聲地說了一句:“沒有的事。”另一美國記者問:每年“七七”共產黨都發宣言,何以今年7月7日的《新華日報》沒有看見宣言?張答:“這是新聞檢查所的事,待我去查查看。”關于撤退河防,包圍邊區,準備進攻一事,原來是秘密進行的。但因調兵遣將,運輸絡繹,造成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緊張形勢,已經鬧得中外皆知,國民黨宣傳機關雖然還是諱莫如深,但是已經無法掩蓋云。

  欲知毛澤東如何繼續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罪行?請往下看。

  東方翁曰:本傳在修改中特意將毛澤東1943年6月1日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共9條),6月28日在劉少奇給續范亭的信稿上所作的66處批改,以及后來在1958年主持討論并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條》錄入書中。筆者之所以不嫌其細,不厭其多將這些文獻全文錄入,一是因其無論在當時、在當今或者在將來對人們都具有重要指導意義,二是因為這些文獻都是一段真實的歷史,由此可以見證毛澤東對他的下屬是如何的至誠至愛而不厭其煩地教導他們,這種耳提面命式的教育在歷史上實屬罕見!常言道知恩圖報真君子,忘恩負義是小人。在數幾十年之后,還會有多少人能記起毛澤東的恩澤呢?有人在時評中說全國人民集體背叛了毛澤東,這種說法自然是出于一時之激憤,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說某一特權階級全部背叛了毛澤東,是不是更恰如其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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