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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巨獻 毛澤東大傳 第四卷 風流人物 第49章

2020-11-16 17:39:03  來源: 紅歌會網   作者:東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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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9章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我們不能去愛敵人,不能愛

  社會的丑惡現象;一切危害人民群眾的黑暗必須暴露之,

  一切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必須歌頌之。”

  話說1942年4月初,毛澤東把他的注意力轉移到了文藝工作上。他和中央其他領導人經過醞釀,決定由他和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組織部部長陳云等人,先在文藝界廣泛征求意見,摸清情況,然后召開座談會,統一文藝界人士在文藝工作上的認識。

  毛澤東初步列出一些研究題目和討論問題,開始征求意見。他請“魯藝”、“文抗”等單位的一些文藝工作者,或單獨或幾個人一起,到他的住處談話。先后參加過談話的人有何其芳、嚴文井、周立波、曹葆華、姚時曉、劉白羽、羅烽、歐陽山、草明、艾青、蕭軍。其中,談話次數較多的有歐陽山、草明、艾青、蕭軍等人。

  毛澤東在向艾青征求意見的過程中,一共給他寫過3封信。他在第1封信寫道:

  “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祈惠臨一敘。此致敬禮!”

  艾青應邀來到毛澤東家里,毛澤東就文藝方針的有關問題,同他交換了意見。在談到目前文藝界存在的問題及解決的辦法時,毛澤東問道:

  “現在延安文藝界有很多問題,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見。有的文章像是從日本飛機上撒下來的;有的文章應該登在國民黨的《良心話》上,你看怎么辦?”

  艾青此時并沒有看出有什么嚴重性,他出于對毛澤東的敬佩和信賴,就說:

  “開個會,你出來講講話吧。”

  毛澤東說:

  “我說話有人聽嗎?”

  艾青認真地回答說:

  “至少我是愛聽的。”

  過了兩天,毛澤東又給艾青寫了第2封信,他寫道:

  “前日所談文藝方針諸問題,請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見。如有所得,希隨時賜知為盼。此致敬禮”

  艾青見信中“反面的”3個字打了圈,也不知道什么是反面的意見,就沒有收集,只是根據自己多年從事文藝活動的積累、體會和來延安1年的感觸,從正面提意見的角度,寫成一篇約8000字的長文《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意見》,寄給了毛澤東。這是毛澤東在向文藝界廣泛征求意見的過程中,收到的最長的一篇書面材料。

  過了幾天,毛澤東給艾青寫了第3封信,他寫道:

  “大著并來函讀悉,深愿一談,因河水大,故派馬來接,如何?乞酌。此致敬禮!”

  艾青此時在“文抗”工作,住在藍家坪,與楊家嶺隔著一條延河。時值春雨過后,河水驟漲,毛澤東擔心艾青過河發生意外,特派人把他接了來。二人分坐在窯洞中間的一張桌子兩旁,毛澤東拿出艾青的那篇文章,交還給他。艾青接在手中,見在第一頁上空白的地方有毛澤東手書的“請幾位政治局同志傳閱”的字樣。毛澤東又拿出幾張紙,上面有用鉛筆寫著的一些文字,說道:

  “你的文章,我們看了,有些意見,提供你參考。”

  艾青正準備作記錄,由于地不平,桌子有些搖晃,他就走出窯洞去找墊桌腿的小石片,沒想到毛澤東比他還利索,馬上撿來小瓦片墊好了桌子。接著,毛澤東談到了文藝與政治、暴露與歌頌等問題,艾青認真地把這些意見記了下來。

  后來,艾青根據毛澤東在談話中提出的意見,對文章作了修改,仍然以《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意見》為題,發表在5月15日的《解放日報》上。

  再說4月7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四·三決定》在《解放日報》上公開發表。此后,整風運動從思想發動階段轉入了學習階段,延安各機關掀起了學習中央規定的22個必讀文件的熱潮。

  續范亭積極置身于整風運動之中,努力學習和熱情贊頌22個文件。他在一首詩中寫道:大文如大餐,豐富復精美;使我饑腸人,欲罷不能已。

  廚師費匠心,消化全靠你;本是百年糧,貪多怨自己。

  出身小資產,遍體多油膩;湖水滌難盡,延河洗不去。

  二十二文件,是我新武器;革命稱至寶,應比匕首利。

  續范亭托交際處金城處長將這首詩轉呈給毛澤東。毛澤東看到他的詩后,很高興地來到交際處找他談心。續范亭興奮地對毛澤東說:

  “這22個文件好極了,通過整風運動,我們黨的作風一年之后一定會大變。”

  毛澤東卻笑著說:

  “我可沒你那么樂觀。黨的作風的轉變,沒有那么容易,有很多困難。我們黨從成立以來,在政治上建黨,有綱領;在組織上建黨,有黨章;可在思想上建黨呢?長期以來沒有建好,多次犯“左”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可見思想上建黨之難。處于幼年時期的我黨,就像一群小孩子趕一輛牛車,目標是清楚的,但路線怎樣走卻都不知道。剛取得點勝利就頭腦發熱,拼命地抽鞭子,結果翻了車。翻了車怎么辦?一個孩子把另一個孩子推到一邊,說還是我來趕,可又不認真吸取教訓,端正思想路線,結果還是拼命抽鞭子,還是翻車。這個比喻是說思想路線的重要性。我們的思想路線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就是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我們當初開展的整風運動,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因此,整風運動若能一年初見成效,三年大見變化,我就很滿意了。”

  毛澤東的一席話使續范亭思考了很長時間。幾天以后,續范亭對金城說:

  “上次主席的談話,對我啟發太大了,我真猶如茅塞頓開。這兩天我老在琢磨這個問題,聯想很多。的確,人的思想感情的變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們的階級出身不同,立場不同,形成的世界觀也不同。”“就拿我來說吧。我出身于中農家庭,在舊軍隊中過了大半輩子。我對舊社會的很多東西就習以為常。比如女人小腳,你們看了一定會感到反感,當然也憐憫。而我看著就很習慣,不覺得難看。我也知道天足好,裹小腳是不對的,但就是積習難改。這就是思想感情的差別嘛。中山先生說過,我們的敵人有比帝國主義還要厲害的東西,就是社會的舊思想。列寧也說,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難克服的。”

  續范亭說著,從抽屜里拿出他新作的一首詩,題為《積習難去——認識與改造》,詩曰:革命大敵誰為最,人類積習最難去;明知前面是光明,依然迷戀舊社會。

  認識世界固不易,改造最難是積習;社會多少罪惡事,大海沉浮不自覺。

  4月7日下午,毛澤東讓工作人員給蕭軍送去了一封短信。

  此時,蕭軍雖然很積極地為毛主席收集文藝界各方面的意見,卻不打算參加文藝座談會,因為他知道自己脾氣急躁、心直口快、耐心不夠,如果參加座談會,很可能在某些問題上和某些同志意見分歧,發生爭論、沖突,弄得不愉快。所以他借口要到延安附近的定邊、靖邊、安邊各縣去體驗生活,請毛澤東為他向當地駐軍359旅旅長王震要一張通行證。

  毛澤東在給蕭軍的信中寫道:

  蕭軍同志:

  我希望你遲一回再出巡,以便商量一個重要問題,未知你意如何?如同意,?;厥?。如你有暇,希于今下午或晚上惠臨我處一敘,商量一些問題。

  敬禮!

  毛澤東

  4月7日下午3時

  蕭軍接到毛澤東的信后,當晚即赴約。他在和毛澤東的談話中,毫無保留地談了自己對文藝方針問題的看法。之后,他又將自己的意見作了系統的整理,寫成書面意見送給了毛澤東。

  恰在此時,毛澤東也收到了中央文委常委、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主任歐陽山的一封來信。歐陽山在信中說,他感到延安文藝隊伍中存在的問題很多,一些來自大后方的作家、藝術家,并不了解根據地人民的生活和斗爭,不懂得怎樣正確地開展革命文藝活動。他在信中建議說:黨需要制定一套明確的文藝政策,以便大家工作起來有統一的標準。歐陽山還援引了蘇聯共產黨對文藝工作提出的一些方針政策,請中央參考研究。

  4月9日早晨,毛澤東復信給歐陽山,他寫道:

  歐陽山同志:

  來信收到。擬面談一次,如同意,請于今日惠臨一敘,并盼與草明同志偕來。

  毛澤東

  9日上午9時左右,歐陽山、草明夫婦應邀來見毛澤東。

  歐陽山的夫人草明曾在上海“左聯”工作過。1941年“皖南事變”后,她和丈夫歐陽山帶著3個兒女隨著從重慶撤退出來的一部分文藝工作者來到了延安,被安排在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工作。

  歐陽山和草明來到楊家嶺昆侖收發室,被工作人員引領到毛澤東的窯洞里。毛澤東看見他們,便放下筆,起身和他們一一握手,讓他們坐在自己對面的二人舊木板凳上。歐陽山已經是第二次見毛澤東了,比較熟,所以毛澤東開門見山地對他說:

  “黨中央準備召開一個會,和文藝界同志一同研究一下文藝工作。事先征求大家的意見,會上是不是討論這么3個問題:一是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二是立場和態度問題;三是工作對象問題——作家要到工農兵火熱的斗爭中去熟悉他們的問題等等。”

  毛澤東還就此3個問題談了他自己的看法。據草明回憶說,毛澤東當時談的時間很長,其中有許多觀點是她有生以來頭一次聽說,因此印象很深。這些觀點有:文藝工作者要有正確的立場,黨員要站在黨的立場上。文藝要解決為什么人和如何為的問題,要為人民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文藝工作的對象是工農兵及黨的干部,只有熟悉他們,才能表現他們。文藝工作者要到火熱的斗爭生活中去,并使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文藝的目的是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和敵人作斗爭。

  歐陽山就上述問題也發表了自己的見解。他談到了目前文藝工作中的種種困難,特別提出:希望中央制定明確的文藝政策。

  草明是第一次見毛澤東,她看毛澤東和歐陽山滔滔不絕地交換著意見,自己插不上嘴,就默默地觀察著毛澤東,只見他的穿著和自己與歐陽山一樣,都是灰布棉襖,而且他的袖口都破了,衣襟前還被煙灰燒了幾個洞。她還注意到毛澤東在談話時驚人的專注,聽完對方的話能立刻理出對方的觀點并做出反應,循循善誘地啟發對方深入思考更正確的方面。正在暗暗驚嘆中,聽毛澤東又講到“延安的青年是擁護共產黨的,但馬列主義水平不高,頭腦中還有非無產階級思想,還要改造世界觀。作家要到工農兵中去,也要改造自己的小資產階級世界觀”,草明不免有些慶幸,自忖道:我還不錯,生長在手工業區的鄉鎮,很熟悉工人;我已寫了10年的女工和勞動人民的生活了,革命都十多年了,還用得著改造世界觀嗎?正得意間,毛澤東問道:

  “草明同志,你有什么意見?”

  草明來時就沒有思想準備,此時也不想發言,見毛澤東突然發問,便率直地回答道:

  “文藝界有宗派主義,不好,不團結。”

  她還簡單舉出了兩個例子。毛澤東一聽倒很重視,說:

  “這是個原則問題。行幫惡習,宗派主義是擴大的個人主義,是維護個人和他的小集團利益的,文藝界也不例外。這個問題過去上海有、重慶也有,因那些地方的統治者壓迫藝術家,不讓他們有到工農兵中去的自由。文藝家只有到工農兵的生活中去,全心全意地為他們服務,宗派主義就會消失。不過,要徹底解決,還得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在群眾斗爭生活中起作用的活的馬克思主義。到這時候,就不會有宗派主義了。”

  談話進行了兩個多小時,勤務員端來飯菜,擺在餐桌上,有炒豬肚、炒豬肝,有辣椒、有豆豉,四菜一湯,大米飯。毛澤東招呼歐陽山和草明圍坐在餐桌旁,又叫來江青,陪著客人一起吃飯。

  后來草明回憶說:“我覺得這頓飯,比幾十年以后的任何大飯店的美餐佳肴都好得多。”

  4月13日,毛澤東分別給蕭軍及歐陽山和草明寫了一封信。他在給蕭軍的信中寫道:

  蕭軍同志:

  來信敬悉。前日我們所談關于文藝方針諸問題,擬請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見。如有所得,祈隨時示知為盼!

  敬禮!

  毛澤東

  他在給歐陽山、草明二人的信上寫道:

  歐陽山、草明二同志:

  前日我們所談關于文藝方針諸問題,擬請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見,如有所得,祈隨時賜示為盼!

  毛澤東

  4月17日,毛澤東又給歐陽山和草明寫信,要求他們“正反兩面都盼搜集”,并附“簡明的說明書”給他。

  歐陽山和草明遵照毛澤東的囑托,與魏東明、吳介民、汪琦、董遲等人一齊動手查找資料,尤其注意有資產階級文藝觀方面的材料。文藝研究室書籍雜志較多,他們找出了一堆,將其中有關的文章或者折起來,或者做個記號。歐陽山寫了一篇簡要說明,內容包括中國一些文藝的派別、主張和論爭。材料包好后,由草明面交毛澤東。

  草明來到楊家嶺昆侖收發室,由工作人員領著去見毛澤東。毛澤東打開紙包略略看了一眼,便放下了,讓草明坐下來,問她工作是否順利,生活有沒有困難?草明回答說:

  “一切都好,只是3個孩子纏身,送不出去,寫作有困難。”

  毛澤東立即叫來葉子龍,交代他寫封信給葉劍英參謀長,安排草明的兩個女兒歐陽代娜和歐陽天娜到軍委干部子弟學校上學;毛澤東又叫來傅連璋,請他安排草明的小兒子歐陽加進入中央托兒所。

  草明萬分感動,不便再耽擱,她拿了信向毛澤東告辭。葉子龍送她到收發室外。

  4月17日這一天,中央書記處發出《關于準備應付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指示》說:

  各地黨部及八路軍新四軍負責同志,有各種材料證明,蔣及國民黨現正準備于日蘇戰爭爆發后舉行第3次反共高潮,我們必須準備團結全黨和人民適當地應付此次高潮及今年的極大困難。高潮到來時必須表現沉著態度,不可隨便發表意見。必須向干部指明要認識困難的嚴重性,方能有步驟地克服困難。同時應指明困難的性質乃是破曉前的黑暗,整個國際國內條件都和10年內戰時不同,克服困難之后,就有我們與全世界人民的勝利。

  中央書記處

  4月中旬,李鼎銘在家鄉米脂已經停留了兩個月,當他攜帶家眷返回延安時,毛澤東又派專車接他到楊家嶺,熱情地把他迎進窯洞,問他搬家情況。他告訴毛澤東,已把全部家產獻給邊區政府了。毛澤東說:

  “留一點吧。”

  李鼎銘口氣堅決地說:

  “一點也不留。”

  毛澤東聽了哈哈大笑,說道:

  “你真是開明人士!”

  4月24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根據軍事斗爭形勢,聯名給八路軍總部、新四軍軍部、115師、120師、129師、晉察冀軍區、冀中軍區、山東縱隊發出《軍隊中暫不規定等級軍銜》的征求意見電報,全文如下:

  各地:

  關于軍隊中干部軍銜等級(將校尉)問題,有的同志主張現在實行,有的同志主張暫不實行,我們認為等級軍銜之劃分與否,各有利弊。規定軍銜對軍隊正規化固有幫助,然而目前敵后斗爭日益艱難,游擊性日益增強,正規化是有限度的,超過現有物質基礎,而過分強調正規化,則有陷于主觀主義之危險,無益反而有害。加之軍隊分散,全軍等級不易統一規定,一地區自行規定亦為不妥。再則,艱苦環境要求干部同生死,同患難,等級之明白劃分,在缺乏長期深入解釋時,亦難免有礙干部之間團結。因此,我們起草的內務條令之草案上暫時不劃分干部之等級軍銜。你們意見如何?望告。

  中央 軍委

  1942年4月24日

  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指示發出后,各部隊均作出反應,表示擁護中央不劃分等級的指示。

  八路軍總部發給軍委并各兵團的電文《同意暫不分官銜等級》,是這樣寫的:

  軍委并告各兵團:

  關于軍隊干部軍職等級問題,同意暫時不分官銜等級。各級干部之津貼仍照前規定發給,以免生風波。

  彭 左 羅

  1942年5月11日

  新四軍軍部在給軍委的電文《同意軍隊目前不劃分等級》中寫道:

  毛、朱、王、葉:

  關于軍隊中干部等級(將校尉)問題,目前我們同意不劃分等級。謹復。

  陳、饒、賴

  1942年5月3日

  八路軍120師在給軍委及八路軍總部的《關于軍銜等級問題的報告》中寫道:

  軍委、賀,并彭、左:

  關于我軍軍銜等級(將校尉)問題,我們同意軍委24日電暫時不定。除軍委24日電理由外,我們補充以下理由:我軍現實在發展的過程中,有時擴大,有時縮小,部隊的流動性和干部的流動性很大,猛烈擴大時司令遍天下,主任賽牛毛,通訊員馬上升為連長、營長,至縮編(縮小)時,剩下紅邊黃邊一大堆不好分配工作,又不得取消其軍銜。升官易降級甚難,現時不定等級,干部對等級問題沒有什么爭執,如定了等級則會爭執。故現時不定等級。利多弊少,如定了等級弊多利少,請考慮。

  周 甘(參謀長周士第、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筆者注)

  1942年5月6日

  再說4月下旬的一天上午,魯藝文學系和戲劇系的幾位黨員教師何其芳、嚴文井、周立波、曹葆華、姚時曉應毛澤東之邀,從橋兒溝出發,來到了楊家嶺。毛澤東招呼眾人在中間的窯洞里落座,他首先問道:

  “你們是主張歌頌光明的吧?”

  毛澤東見大家都不做聲,又問:

  “聽說你們有委屈情緒?”

  何其芳幾個人還是沒有說話。毛澤東開始嚴肅起來了,他說:

  “一個人沒有受過10年8年委屈,就是教育沒有受夠。”

  他點上一支煙,吸了一口,緩和了一下口氣,問姚時曉:

  “你是什么地方人呀?”

  姚時曉回答說:

  “我是江蘇吳興人。”

  “你從前做什么?”

  “在上海做工人。”

  “做過多少年工?”

  “做過10多年工。”

  “那你是老工人了。”毛澤東說罷,轉換了話題,又問道:“你們在農村演戲,老百姓看不看得懂?”

  姚時曉說:

  “看不懂。演的戲寫的是鐵路工人。陜北老百姓連鐵路、火車都沒有看見過,怎么能懂?”

  “問題主要不在這里。你們多到農民中去,你們了解了農民,農民也了解了你們,你們的戲農民就能看得懂了。”

  毛澤東說罷,又問曹葆華:

  “你是哪里人?”

  曹葆華回答說:

  “我是四川嘉定人。”

  毛澤東說:

  “我國有兩個嘉定,一個在四川,一個在江蘇(1958年劃歸上海——筆者注)。四川的嘉定是一個水陸碼頭。”

  曹葆華馬上聯想到成都,他說:

  “成都有幾個有名的士紳,叫‘五老七賢’。”

  “哪五老,哪七賢?”

  毛澤東問罷,舉起右手,伸開手指,待曹葆華說一個名字,他就彎下一個手指頭,可曹葆華說出兩三個名字后,就再也說不出其他人的名字了。毛澤東見氣氛緩和得差不多了,就把話又轉到正題上來,他說:

  “知識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資產階級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點。這樣的人到了延安,看見了缺點,看見了不符合他們幻想的地方,就對延安不滿,就發牢騷。小資產階級喜歡講人性,講人類愛,講同情。比如打仗,我們正在追擊敵人,這時我們旁邊的同志受傷了,倒在地上了,到底是應該停下來,照顧受傷的同志,還是應該繼續追擊敵人呢?我們認為還是應該先追擊敵人,把敵人消滅,完成戰斗任務以后,再回來照顧受傷的同志。這樣,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說我們沒有人性,沒有人類愛,沒有情面。”

  中午時分,毛澤東招乎幾位教師和他一起吃午飯。在一張普通的漆成絳色的方桌上,擺著4小碗菜,還有酒,大家一起喝酒、吃飯。午飯后,毛澤東到臥室里去休息,何其芳等人仍然坐在中間的窯洞里,小聲閑聊著。沒過多久,毛澤東就出來了。嚴文井問毛澤東:

  “聽說主席喜歡中國古典詩歌。您喜歡李白,還是杜甫?”

  毛澤東說:

  “我喜歡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氣。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場。”

  后來說到《聊齋志異》時,毛澤東說:

  “《聊齋志異》可以當作清朝的史料看。其中有一篇題目叫做《席方平》的,就可以作為史料?!读凝S志異》是反對八股文的。它描寫女子找男人是很大膽的。”

  他給大家講了《聊齋志異》中那篇《狼》的故事,他說:一個屠夫在黃昏中走路,狼追著屠夫。道路旁邊有一個農民搭的窩棚,屠夫就到那里面去躲。狼把前爪伸進窩棚。屠夫趕快捉住它,不讓它逃走,但又沒辦法殺死狼。屠夫只有一把不到一寸長的刀子,就用小刀割開狼的前爪皮,用吹豬的方法使勁吹,吹了一陣,狼不大動了,才用帶子綁住。屠夫出窩棚一看,狼已經脹得像小牛一樣,腿直伸不能彎,口張開不能合了,就把狼背回了家。故事講完了,毛澤東笑著說:

  “蒲松齡有生產斗爭知識。”

  姚時曉問毛澤東:

  “主席喜不喜歡看話劇。”

  毛澤東笑著說:

  “我們天天在演話劇。”

  姚時曉說:

  “文學藝術理論有這樣一種說法,生活要經過沉淀,經過一段時間的隔離,然后才能把它寫成很好的作品?,F在反映抗日戰爭的作品,吸引人感動人的比較少,是不是這樣一個原因呢?”

  毛澤東說:

  “寫當前的斗爭也可以寫得很好?!督夥湃請蟆飞献罱?月6日有一篇黃鋼的作品,叫《雨》,寫得很好,就是寫當前敵后的抗日戰爭的。”

  眼看時間不早了,何其芳等起身告辭,毛澤東把他們送出窯洞,邊走邊聊。何其芳他們建議說,最好開個會,讓文藝工作者充分發表一下意見,彼此在會上交換一下思想。然后由主席集中講一下,以統一思想,有利于文藝事業的發展。毛澤東笑著說:

  “很好,中央正有這個打算。”

  看看到了一個高坡處,毛澤東這才伸出手與何其芳他們一一握別。

  4月27日清晨,毛澤東給蕭軍寫了一封回信。

  原來,蕭軍已經遵照毛澤東的囑咐,搜集到了一套《文藝月報》,共14期。這套刊物登載了這一時期延安文藝界的許多爭論文章。在完成任務后,他覺得自己應做的事已經做了,意見也談完了,看看召開文藝座談會的日期還沒有定下來,就給毛澤東寫信說就要動身旅行去。毛澤東在回信中寫道:

  蕭軍同志:

  準備本星期六開會,請你稍等一下出發,開完你就可以走了。會前我還想同你談一下,不知你有暇否?我派馬來接你。月報1—14期收到,謝謝你!

  敬禮!

  毛澤東

  4月27日早

  蕭軍看了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帶來的這封信,騎上馬涉水過河來見毛澤東。毛澤東向他了解了一些情況,又告訴他馬上就要開會了,要他留下來參加會議。

  至此,在一個多月的時間內,毛澤東集中主要精力,先后約請丁玲、艾青、蕭軍、舒群、羅烽、周文、于黑丁、李雷、歐陽山、草明、劉白羽、蕭三、塞克、周揚、何其芳、嚴文井、周立波、曹葆華、姚時曉、陳荒煤、李伯釗等20多位文藝家,面對面促膝交談。通過交談,深入調查文藝界的情況,廣泛聽取他們的意見,與他們共同商討黨的文藝方針等相關問題。召開文藝座談會的條件已經成熟了,隨后,毛澤東約請兩位作家,商議草擬了文藝界參加座談會的人員名單。

  4月27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向延安文藝界及有關人員發出了40多份粉紅色油光紙油印請帖,上面寫著:

  為著交換對于目前文藝運動各方面的問題的意見,特定于5月2日下午1時半在楊家嶺辦公廳樓下會議室內開座談會,敬希屆時出席為盼。

  此致

  毛澤東 凱豐

  4月30日,劉伯承在晉冀魯豫區和相關軍隊系統座談會上作了《晉冀魯豫抗日民主根據地現狀的報告》,全面、系統地總結了晉冀魯豫地區抗戰以來的工作,其中不可避免地提到了“百團大戰”的問題。

  劉伯承的報告肯定了成績,也毫不諱言地指出了缺點。他認為百團大戰前后,由于對“從內戰轉到抗日游擊戰之舵掌握不緊,過分強調正規軍,犯了編并與放任地方武裝的錯誤”,一度影響了根據地的建設。他還指出,百團大戰總的來講是一場打了勝仗的大戰役,但存在著不少戰略戰術上的錯誤,在敵眾我寡的情況下,沒有以弱示敵,過早暴露了我們的真實實力;沒有充分發揚正規戰與游擊戰相結合的傳統優勢,有些倉促上陣的意味,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響甚至矯枉過正。

  劉伯承提出的這些問題,并非針對彭德懷,而是對他領導的129師和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評。歷來主張獨立自主地開展山地“游擊戰”的毛澤東覺得劉伯承對百團大戰失誤的認知是準確和恰如其分的。以八路軍的實力來看,打一個這樣的大戰未免太過冒險。此外,他對彭德懷在百團大戰上的臨機專斷是有不同看法的。隨即,毛澤東在整風運動中,把劉伯承的那份報告交由大家討論。后來,彭德懷就百團大戰的戰略戰術問題作了一些檢討和認識,中央對此也未有什么異議。

  1942年5月2日下午1時許,中共中央宣傳部在楊家嶺中央辦公廳樓下小禮堂召集延安文藝工作者舉行座談會。這是一次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文藝界空前的盛會。在這座青磚灰瓦鑲嵌著玻璃窗的小禮堂里,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朱德、任弼時、王稼祥、張聞天、博古、陳云、凱豐、康生、鄧發、賀龍、林伯渠、謝覺哉、徐特立、楊尚昆、李卓然、吳亮平、彭真及中共中央黨校教育長、毛澤東秘書兼中央研究院副院長陳伯達、毛澤東秘書胡喬木、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黨委宣傳部部長徐一新,和許多在國內頗有影響的作家藝術家周揚、艾思奇、范文瀾、艾青、陳荒煤、何其芳、林默涵、劉白羽、周立波、華君武、蕭軍、歐陽山、草明、呂驥、歐陽山尊、張庚、柯仲平、于黑丁、舒群、羅烽、周文、李雷、蕭三、塞克、嚴文井、曹葆華、姚時曉、李伯釗、陳波兒、江青、丁玲、陳企霞等以及沒有收到請帖而主動前來參加會議的部分文藝工作者王朝聞等,會聚一堂。江青、丁玲就坐在會場的前排位置上。

  這次座談會原計劃在5月2日、5月16日分兩次舉行,后因與會者討論熱烈,要求發言的人很多,于是便又增加了兩次,時間在5月9日、5月23日。

  在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來到小禮堂,和與會者一一握手。他握著從晉西北回來的120師戰斗劇社社長兼演員和導演的歐陽山尊的手說:

  “歐陽同志,你從前方回來了。”

  毛澤東與文抗秘書長于黑丁比較熟,走到他面前握手并開玩笑說:

  “黑丁,你來了!你的名字不正確,你并不黑呀!”

  中宣部部長凱豐宣布會議開始。毛澤東首先講話,他說:

  “同志們!今天邀集大家來開座談會,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換意見,研究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關系,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求得革命文藝對其它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協助,借以打倒我們的敵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務。在我們為中國人民解放的斗爭中,有各種的戰線,就中也可以說有文武兩個戰線,這就是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

  講到這里,他還曾風趣地說:

  “我們有兩支隊伍,一支是朱總司令的,一支是魯總司令的。”

  毛澤東所說的魯總司令就是魯迅。與會者聽他這么一說,都會意地哈哈大笑,繼而是熱烈鼓掌。

  他在這次講話(即《毛澤東選集》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引言》部分)中,提出了座談會所要討論和解決的問題。他根據會前調查研究的情況,將原來設想的3個問題增加到5個,他說:

  “我們今天開會,就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的和敵人作斗爭。為了這個目的,有些什么問題應該解決呢?我以為有這樣一些問題,即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

  關于“立場問題”,毛澤東明確地說:

  “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對于共產黨員來說,也就是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

  關于“工作問題”,即熟悉“工農兵及其干部”的問題,他說:

  “你要群眾了解你,你要和群眾打成一片,就得下決心,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練。在這里,我可以說一說我自己感情變化的經驗。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干凈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臟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干凈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為是臟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干凈了,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干凈。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

  毛澤東最后說:

  “今天我就只提出這幾個問題,當作引子,希望大家在這些問題及其它有關的問題上發表意見。”

  接下來,毛澤東提議請蕭軍第一個發言。坐在蕭軍身邊的丁玲輕輕地推了一下他,笑著說:

  “你是學炮兵出身的,你就第一個上去開炮吧。”

  蕭軍興沖沖地走上講臺,作了題為《對當前文藝諸多問題之我見》的長篇發言。他說:

  “紅蓮、白藕、綠葉是一家;儒家、道家、釋家也是一家;黨內人士、非黨人士、進步人士是一家;政治、軍事、文藝也是一家。雖說是一家,但它們的輩分是平等的,誰也不能領導誰。……我們革命,就要像魯迅先生一樣,將舊世界砸得粉碎,絕不寫歌功頌德的文章。像今天這樣的會,我就可寫出十萬字來。我非常欣賞羅曼·羅蘭的新英雄主義。我要做中國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

  蕭軍的火爆脾氣在延安是出了名的,他講完了,竟沒人接茬。坐在他旁邊的胡喬木見大家沒有反應,便站起來反駁蕭軍說:

  “文藝界需要有組織,魯迅當年沒有受到組織的領導是不足,不是他的光榮。歸根到底,是黨要不要領導文藝、能不能領導文藝的問題。”

  蕭軍馬上予以回擊。胡喬木沒有再反駁。蕭軍認為胡喬木不說話是認輸了。他在當晚的日記里這樣寫道:“我的講話和平時一般,引起普遍注意凝神和歡騰。我的精神和言語始終是控制著他們。”蕭軍哪里想得到毛澤東當晚曾請胡喬木吃飯,如果他知道了,就不會這樣寫了。

  且說各個文藝單位的負責人和文藝工作者們在會議上一個接一個發言。大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許多人發表了很好的見解、體會或建議,但其中也不乏一些理論性質的相互辯駁和爭論。

  丁玲在發言中說:“文藝到底以‘歌頌’為主呢?還是以‘暴露’為主?還是如有的人講的,‘一半對一半’?”

  丁玲還說:“文藝的基本出發點是愛,是人類之愛。”

  戲劇家張庚公開表示不贊成毛澤東關于普及與提高的說法。

  這些觀點一出現,就有人起來反駁。雙方展開思想交鋒,有時爭論得非常激烈。

  會議結束后,蕭軍因為自己已經在會上發了言,又聽不慣一些人的言論,于是就又給毛澤東寫信,提出要到外地去旅行考察。

  5月5日,毛澤東給蕭軍寫了一封回信,他寫道:

  蕭軍同志:

  會(指原定的第2次會議——筆者注)到16日才開,如果你覺得不能等了,你就出發吧。此復,即致敬禮!

  毛澤東

  蕭軍看著毛澤東的來信,感覺到了字里行間流露著些許領袖的無奈和遺憾。王德芬也勸他說:

  “你怎么可以會開到一半就溜了呢?不是太不通人情了嗎?有什么不同意見,大家可以商量嘛,別鬧個人意氣,讓毛主席一次又一次留你,不覺得難為情嗎?”

  蕭軍聽著夫人的勸告,又想起了毛澤東過去勸他“要有耐心,要注意調理人我關系,要故意的強制的省察自己的弱點”的肺腑之言,想想自己也確實太任性了,太說不過去了,不禁有些慚愧,便決定改變計劃,留下來繼續參加座談會。

  5月9日,延安文藝座談會提前舉行第2次會議,蕭軍再次“放炮”。據朱鴻召在《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1937—1947》一書中記載:

  “他(指蕭軍)繼上次會議發言大走調后,又尖銳地指出:你們共產黨現在又開文藝座談會,又在整風,你們現在整‘三風’,將來總有一天會整‘六風’。你們為什么不在10年以前就提出來呢?他的意思是說,你們早就應該整了,而且還要整得厲害一點,但這樣整風能不能整得好,他表示懷疑。”

  胡喬木因有毛澤東支持,這次反駁蕭軍的態度顯得極為強硬,言辭也非常尖銳。他說:

  “我們黨提出整風是因為我們堅信自己的事業的正確性,所以才能夠進行這種嚴格認真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我們這樣做并不是從現在提出整風才開始,而是從建黨的那一天就這樣做的。我們歡迎各種善意的批評,但也不懼怕任何惡意的中傷和歪曲。”

  民眾劇團團長柯仲平在會議上發言說:

  “我們就是演《小放?!?。你們瞧不起《小放?!穯?老百姓都很喜歡。每當劇團離村的時候,群眾都戀戀不舍送了很遠,給了許多慰勞品。你們要在那些地區找我們劇團,怎么找呢?你們只要順著雞蛋殼、花生殼、水果皮、紅棗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

  聽他這么一說,許多人都笑了起來。毛澤東也笑了,待笑聲過后,他插話說:

  “普及工作還要和提高工作相結合,不能老是《小放?!?,你們如果老是《小放?!?,就冇得雞蛋吃了。”

  毛澤東在這次會議及后來16日的會議上,一直坐在主席臺的桌子旁,認真聽取大家的發言,用鉛筆做筆記。每當他聽到發言者精彩獨到的見解或錯誤的言論,便用鉛筆記下來;聽到有趣的話,就用左手掩住嘴,和大家一起笑。別人發言時,他很少插話,只有個別時候才說一兩句話。

  5月13日,中共中央為了統一陜甘寧和晉綏兩區的軍事指揮,決定成立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部,由賀龍任司令員,關向應任政委,徐向前任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林楓任副政委。關向應在養病期間,由高崗代理政委。

  5月14日,毛澤東在給續范亭的信中寫道:

  “你3月間的《漫談》,到今日才復你,可見我的不對。我把你的《漫談》當作修省錄,但不同意你的夸張,因為夸得過高過實了。因此我也不把這《漫談》退還你,目的使你不能發表,我覺得發表不好,如你尚有副本,也務請不要發表,就你的地位說,發表也有妨礙的。不自高,努力以赴,時病未能,你的詩做了座右銘。”

  5月16日,延安文藝座談會舉行第3次會議,歐陽山尊在會議上發言說:

  “敵后的戰士和老百姓對于文藝工作者的需要是很多的,他們會要你唱歌,要你演戲,要你畫漫畫,要你寫文章,并且還要求你教會他們干這些。不能說你是一個作家就拒絕給他們唱歌,也不能說你是一個演員就不給他們布置‘救亡室’,他們需要什么,你就應當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毫無保留的貢獻出來,正像魯迅說的‘有一分熱,發一分光’,甚至發兩分光。初看起來似乎付出的很多,但事實上,你從他們身上所收到的、學習到的東西卻更多。有些同志在部隊干文藝工作不安心,認為到頭來只算個排級干部。我的認識是,把注意力集中到當哪一級的問題上,是趣味不高的。魯迅、高爾基又是哪一級干部呢?要集中注意的倒是怎么滿足群眾的要求,怎么把工作做好的問題。”“前方的戰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藝工作。這么多的文藝干部,留在后方干什么?大家都上前方去吧,我舉雙手歡迎!”

  毛澤東聽了歐陽山尊的發言,非常滿意,他對周揚說:

  “到底是從前方和群眾一起經過炮火考驗的。”

  5月23日下午,延安文藝座談會舉行最后一次會議。很多人都想聽毛澤東的總結報告,所以到會的人特別多,有100多人,連在延安的許多中央委員都出席了,中央禮堂實在擠不下,會議只好轉移到外邊的一塊黃土敞坪上。黃土敞坪的中央放著一張長方桌,當做發言席,與會者們就圍坐在桌子四周的各式各樣的椅子或小凳子上。

  毛澤東從楊家嶺左邊的山坡上下來了,手里拿著的一卷紙就是他準備講的《結論》部分的提綱。他走進敞坪,站在桌邊,一開始便說:

  “同志們!我們這個會在一個月里開了3次。大家為了追求真理,進行了熱烈爭論,有黨的和非黨的同志幾十個人講了話,把問題展開了,并且具體化了。我認為這是對文學藝術運動很有益處的。”

  “我對文藝是小學生,是門外漢,向同志們學習了很多。前幾次是我出題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題目,要我做文章,題目就叫‘結論’。”

  接著,毛澤東系統地闡明了無產階級文藝工作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他說:

  “什么是我們的問題的中心呢?我以為,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

  “列寧還在1905年就已著重指出過,我們的文藝應當‘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現階段的中國新文化,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眾的東西,現在一定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東西,不可能屬于人民大眾。”“什么是人民大眾呢?最廣大的人民,占全人口90%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所以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為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第二是為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第三是為武裝起來了的工人農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是革命戰爭的主力。第四是為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分子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夠長期的和我們合作的。”

  “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斗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否則你的勞動就沒有對象,你就只能做魯迅在他的遺囑里所諄諄囑咐他的兒子萬不可做的那種空頭文學家,或空頭藝術家。”

  “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文藝都是屬于一定的階級,屬于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文藝是從屬于政治的,但又反轉來給予偉大的影響于政治。”“我們所說的文藝從屬于政治,這政治是指階級的政治、群眾的政治,不是所謂少數政治家的政治。”

  毛澤東的結論還沒有講完,天色已經漸入黃昏,大會暫時休會。負責攝影的吳印咸邀請毛澤東和大家合影留念。人們爭先往前坐,要離毛澤東近些。蕭軍卻遠遠站在最后的臺階上。他當時的心情比較復雜,幾次想離會而去,不單是因為與同志們爭論傷了感情,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尖銳批評的非馬克思主義觀點中也包括蕭軍的文藝思想。丁玲、艾青、羅烽等黨員作家都紛紛做檢討,表示悔改。唯獨心高氣傲的蕭軍,在感情上一時還轉不過彎來。此時,毛澤東本來坐在前排中間的位置上,就在快要拍照時,他站起來走到丁玲面前,把自己的位置讓給了丁玲,還笑著說:

  “讓我們的女同志坐在中間嘛,我們可不想在下一個三八節再吃到批評。”

  在場的人聽了毛澤東的話,都大笑了起來。

  晚飯后,工作人員在敞坪上用3根木棍支起了一個架子,掛上一盞明亮的煤氣燈。毛澤東就在燈光下繼續作結論。關于文藝批評問題,他說:

  “文藝批評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任何階級社會中的任何階級,總是以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以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的。”“我們的要求則是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

  毛澤東針對丁玲等人所提出的糊涂觀點說:

  “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里就是只有帶著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么超階級的人性。”“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至于所謂‘人類之愛’,自從人類分化成為階級以后,就沒有過這種統一的愛。”“我們不能愛敵人,不能愛社會的丑惡現象,我們的目的是消滅這些東西。”“一切危害人民群眾的黑暗勢力必須暴露之,一切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必須歌頌之,這就是革命文藝家的基本任務。”

  針對有的文藝家提出的“還是雜文時代,還要魯迅筆法”的觀點,毛澤東說:

  “‘雜文時代’的魯迅,也不曾嘲笑和攻擊革命人民和革命政黨,雜文的寫法也和對于敵人的完全兩樣。對于人民的缺點是需要批評的,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但必須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用保護人民、教育人民的滿腔熱情來說話。如果把同志當作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我們并不一般地反對諷刺,但是必須廢除諷刺的亂用。”“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千夫’在這里就是說敵人,對于無論什么兇惡的敵人我們決不屈服。‘孺子’在這里就是說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他滔滔不絕地講著,參加會議的所有人都為這篇《結論》恢宏的氣勢、精湛的道理、嚴密的邏輯、銳利的鋒芒所震懾,所激動,所折服。

  毛澤東講完了,大家熱情地鼓起掌來。他轉身跟近處的與會者一一握手,又向全場與會者招手致意。

  欲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有何影響,請繼續往后看。

  東方翁曰:1942年4月24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關于《軍隊中暫不規定等級軍銜》的決定,顯然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朱德、彭德懷等人在1939年及其以后提出的在八路軍中劃分等級軍銜制的答復,更確切地說是毛澤東在非常恰當的時候對朱德、彭德懷等人提出的在軍隊中劃分等級制度的托詞。從歷史的角度看,毛澤東在決定中提出的理由,的確是合乎時勢、合乎人情的。讀者諸君如若不信,可以看看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授銜的情況,那時雖然經過了非常充分的準備,可一部分人還是鬧得不可開交。如果1939年在八路軍中劃分等級制度,結果又會如何呢?是打日本人呢?還是比資歷、比貢獻、爭官位、鬧情緒呢?這件事到這里還沒有完,在此后的幾十年里,又出現了數次反復,那些當事人的人性、立場和品格無不盡情顯現,其中的是非曲直已經成為抹不掉的歷史,請讀者諸君慢慢研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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