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 文章中心 > 工農家園 > 工友之家

韓國戰斗性工人全泰一小傳

2020-11-14 11:54:42  來源: 彼得格勒來信   作者:謝若林
點擊:    評論: (查看)

  原編者按:全泰一(全泰壹)為許多中文讀者所熟悉,首先是通過《韓國工人》一書,后來還有可從網絡下載的電影《美麗青年全泰壹》。本文發布在《工廠龍門陣》第6期(2012年12月),時代背景介紹之外,有關主人公的生平事跡,取材于劉建洲老師翻譯的《星星之火:全泰壹評傳》一書。寫作焦點則是“戰斗性工人如何形成”。

  1.六十年代韓國的大環境

  20世紀30年代,是資本主義“金融風暴”、工業危機與國際戰爭的年代,蕭條、失業和勞資沖突四處蔓延。1941年,為了走出危機,美國與日本大打出手,以便重新劃分亞洲的市場、資源以及商業運輸線。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它的朝鮮半島殖民地獲得獨立。在半島的南部,建立了美國一手扶持的韓國。

  在殖民地時代,韓國工人可謂“干的比牛還多,吃的比豬還差”,積累了大量的階級矛盾。迫于日本統治者的刺刀威懾,韓國工人長期忍氣吞聲。韓國獨立初期,統治秩序一度松松垮垮,工人抓住這個機會,紛紛罷工、游行,甚至占領工廠,要求改善待遇并成立工會。從1945年8月至1947年3月,韓國發生了2388次工人示威,參加者達60萬人之多,一時風起云涌。四十年代末期,在美國顧問的指導下,李承晚總統為首的韓國政府左右開弓連殺帶抓,暫時粉碎了工人的反抗。

  整個五十年代,韓國一片昏天黑地。上層吃肉撐得要吐,群眾連湯都沒得喝。中央政府各部門的高官直接開公司當老板,與他們有交情的一批私企把持了銀行、電氣、日用品等行業。1945-1959年間,美國先后給了韓國二十多億美元的援助,但大多被臺上的權貴貪污了。與殖民地時代相比,韓國工業產量縮減了一半,1957年只生產了一萬六千噸鋼,基礎設施建設緩慢,電力嚴重短缺,就連水泥的銷路都不好!多年后,韓國官方也承認五十年代實在是一塌糊涂:“中小企業(產業)、出口產業萎縮,供給嚴重不足,物價飛漲”(見《樸正熙經濟論著選》)。在城市,打工者掙扎求生。1956年,政府公布的失業人數是113萬人(總人口兩千萬人),而女工、童工和臨時工工資只有男性正式工的一半。五十年代中期,國家修改勞動法,正式取消了罷工權。不過,當局還是無法徹底禁絕罷工。以1957年為例,全國至少發生了118起罷工,集中于煤礦、鐵路以及電力部門,基本要求是加薪或縮短工時。在人多地少的農村,日子更不好過。糧價低化肥貴,種地不賺錢,加在農民頭上的捐稅繁多,殖民地時代保留下來的地主階層普遍經營高利貸,榨干了農民最后一點積蓄。結果,農村人口紛紛涌向城市。

  五十年代韓國的一個特點,是教育領域的復興。1960年的在校生總數比1945年多兩倍,小學入學率接近100%。但與此相伴的,是大、中學生“畢業即失業”的老大難現象。

  執政十五年后,李承晚集團處境不妙,幾乎把人得罪光了:不能安定政局,浪費寶貴的無償援助,讓美國靠山失望;不能提供廣泛就業,讓工人、學生失望;無力振興經濟,讓國內資產階級失望;中央小圈子緊抓權柄不松手,不給底下人晉升機會,讓中下層軍政官僚失望。舊的權力格局,走到了盡頭。

  1960年1月,總統換屆選舉的舞弊行徑激起了學潮,最終引爆了全國性的反政府抗議,美國在幕后指示韓國軍方袖手旁觀,把李承晚逼下了臺。經過了一年的動蕩后,1961年4月樸正熙將軍發動政變,軍政府的時代降臨了。對美國大資產階級來說,它需要一個得力的打手,幫忙維護對美有利的亞洲秩序。其次,它需要一個資本主義私有制的自強樣板,向韓國及世界勞苦大眾證明無需從事工人革命,也能過上吃穿不愁的好日子。于是,美國一手導演、樸正熙登臺執行的“維新”開始了。

  為了收拾人心,也為了打擊政敵,樸政權痛斥“官員道德敗壞,非法財富的聚集,使我國成了腐敗和不公平的溫床”(樸正熙《我們國家的道路》),出臺了若干反腐敗措施,清理了某些與昔日高官瓜葛太深的巨商。但所有的雷霆手段,無非是給新貴的發財之路掃平障礙。1970年,韓國上層內斗,揭露出特務部門“中央情報部”長官李厚洛的非法收入達一億美元以上,這只是樸正熙“維新政策”下官商勾結的黑幕一角。

  同時,樸政權高舉“發展才是硬道理!”的旗幟,全力引入外資。1959-1977年間,韓國吸收了美日為主的70多億美元投資,建起了紡織、鋼鐵、造船、電子、汽車等產業,大量上馬鐵路、高速公路、港口和電站。1964年,韓國啟動“出口第一”戰略,用補貼和減稅政策鼓勵開辟海外市場。1970年韓國全年出口額超過一億美元,比十年前增加十倍。1971年,政府開辟了“出口加工自由區”,專門立法規定區內不許成立工會和舉行罷工。1976年,韓國出口額達到81億美元,多數是工業制成品,一個急速強盛的地區性大國,顯露了雛形。

  韓國工業初步繁榮的主要成果,化為內外資產階級的利潤。六十年代中期,樸正熙集團用私有化的方式,把一大批國有資產賤價轉交到私企手中,進一步強化了民間老板的實力。工廠越多,工人的隊伍也就越壯大,1960年全國工人總數200萬,1975年達到480萬。不過,工人數量的增加,并未立即導致階級斗爭的自動高漲。在美國教官的訓練下,韓國國家機器空前強化。除了六十萬正規軍、十幾萬警察,還編織了一張由三萬“中央情報部”特工與三十萬線人組成的全國特務網,對這片九萬平方公里的狹小國土進行無所不包的監控,到處都有窺視的“眼睛”和偷聽的“耳朵”。在六十年代的韓國,雖然大學校園有些不穩,數百萬工人卻是死水一潭……

  2.全泰一的少年時光

  1948年8月26日,本文的主人公全泰一出生于韓國大邱市的一個縫紉工家庭,是家里的長子。他的父親老全是當地某紡織廠的縫紉工,在獨立初期的工人運動中,老全(那時還是小全)一度卷了進去,參與了要求加薪的廠內罷工。紡織廠的老板不愿讓步,雇來新工人頂替罷工者。老全和工友們堵住廠門,不讓新招來的工人進廠,或者把溜進廠的新人“押送出境”。他們堅持了一個多月。政府與資方串通一氣,這邊老板威脅關廠,“誰不想干就卷鋪蓋”,那邊警察把帶頭罷工的幾個人抓進去嚴加拷問,工人家里一點吃的都沒有,實在堅持不住,只好復工。經歷了這場風暴,老全學會了夾著尾巴做人,埋頭掙錢不問他事。

  連著生了幾個孩子后,1954年老全從大邱來到首都碰運氣。打了幾年零工,老全攢了一點點錢,弄到兩臺縫紉機,開了一個小縫紉店。不幸,他的生意不順,有時布料受潮,有時被人拖欠貨款。折騰了幾年,家里的光景沒啥起色。1960年,他似乎時來運轉,得到一筆縫制幾千套中學校服的大生意,不料交貨后,中間商卷款潛逃了,老全虧本虧得眼冒金星。這一悶棍砸下來,全家簡直變得一貧如洗。在韓國,一直存在男人酗酒打老婆的惡習,有些男人唯唯諾諾面對老板、上級、惡警或日本殖民官吏的訓斥耳光,回到家里喝點小酒,雄赳赳打老婆踢孩子,恢復“男人的自信”。老全也一樣,眼瞅著開店失敗,他隔三岔五喝個爛醉,罵罵咧咧。

  不管老全怎么借酒撒瘋,家里的日子還得過下去。泰一的媽媽做點朝鮮小吃,沿街叫賣。當父親的縫紉店開不下去以后,讀小學的泰一和弟弟也退了學,每天賣報,還制作出售粗糙的木頭勺子、拖把一類日用品,后來又去街頭擦鞋。這樣的時光持續了一年,當時他12歲。

  1961年,泰一全家搬回大邱,老全又弄到一架縫紉機,振作起來了。泰一給他打下手,學會了一點縫紉活計。1963年,家里條件稍微好轉以后,他和兩個弟弟上了一年的補習中學。好景不長,家里又交不起學費了,他和弟弟們也徹底離開學校。失意的父親隱匿他鄉,好久沒有音訊,母親去首都做幫廚,泰一也跑到首都,在火車站當搬運工,還擦鞋、賣報。他的幾個弟弟妹妹有的去了孤兒院,有的后來也跟著泰一當搬運工?;叵肫疬@段日子,泰一寫道:“連蟲子都比我們過得好”。那一年,他剛好16歲。

  3.和平市場的服裝工業區:誰的天堂?誰的地獄?

  在60年代的韓國首都,有三個批發服裝的相鄰大市場:和平、東華與統一。市場所在地原本是個大貧民窟。1961年,政府拆掉了貧民的棚屋,建起一排排多層廠房,供服裝工廠與貿易公司入駐。行政當局成立了“和平市場公司”,負責工業區的衛生、安全和稅收。服裝廠一般位于每棟廠房的二至三樓,一樓專營零售批發。三大市場的生產貿易規模越做越大,全國的服裝技術工云集于此。據全泰一的研究,在1968年,這三個市場有800家工廠(20000工人),國家的同期數據是428家工廠(7600工人),原因是存在許多未登記的黑廠。在1970年,三大市場壟斷了全國70%的服裝生產與批發。每逢重大節假日,各地商人帶著現金趕來排隊批貨。這里是老板們放飛夢想的天堂,如果運氣不壞,一兩年里,三四臺縫紉機的作坊有希望變成二三十臺機的工廠,有的老板還能買下廠房。

  一般來說,每個服裝廠都雇有裁床師傅及助理、車位工及助理、徒工、雜工以及熨燙工組成的生產班子。據全泰一的調查,60年代末的和平市場有14000工人,包括4千車位工和助理,還有4千徒工。老板的人數在一千左右,管理人員不足三百。裁床師傅多為男性,其他工人則多為女性。每逢旺季,各廠都會貼出“急招徒工”的告示,因為徒工的身價最便宜,用起來也最合手。徒工一般在12-15歲之間,工資最低,也最受氣,他們做各種活,比如熨燙、剪線頭、釘紐扣。需要8年左右的時間,徒工才能成為車位工。當時廠里的縫紉機全是日本貨,價格昂貴維修不易,生產的服裝無論是否出口,價格都壓得很低。對老板來說,他主要賺的是“人工錢”,工資少、工時長就成了天經地義的事。“和平市場公司”一開始就充當了雇主的協調機構,統一規定工業區的工資待遇,避免個別老板為了趕貨,給工人稍高的工資,從而破壞整體投資環境。重大節假日來臨前的兩周到一個月內,工人通常大量加班,但沒有加班費。夏季和新年前后則是淡季,工廠關門或只上半天班,工人在空閑時間義務打掃車間,或找個服務員、小販一類的臨時工,等待旺季的到來。

  一個典型徒工的生活是怎樣的呢?就以泰一熟識的徒工“施達”(化名)為例吧。她十三歲,每天坐公交上班,從早八點干到晚上十一點。車間的面積通常是18平米,隔成上下兩層,每層高度1.5米,總共塞了10臺機和32個工人。車間里沒陽光、充斥著布料粉塵、油脂味和管理的辱罵,她直不起腰,也不能隨意上廁所。再說,廁所和沖涼房都太少了,總是不夠用。車間里冬天太冷、夏天太熱、照明太差,而貨是永遠做不完的。午休的時候,她和同伴爬到樓頂,往附近的一所運動場扔石子,這是徒工們一天里的主要娛樂。她工資不高,還要負擔家里的開銷,所以常常不吃午飯。她兩周休一天,但也可能臨時加班。她每月要通宵加班兩到三天,每次加通宵,老板都給她吃“抗睡藥”或打“抗睡針”。每天快下班的時候,她會眼痛、腳腫、目光呆滯。年復一年,她在廠里一干就是八年,21歲的時候已經手指變形,有時連筷子也拿不起來,并且得了胃病或肺病。雖然“和平市場公司”也會在指定醫院為工人安排體檢,但大家都知道那是走過場的:“X光機里沒有底片,體檢后也不給工人診斷報告”(1970年全泰一的相關調查)。

  雖然徒工的生活很糟,但這好歹是一份可以補貼家用的工作。60年代的韓國,勞力充足,老板有用不完的人手,而國家也為企業的用工自由提供了一切便利。

  1964年,和平市場多了一個徒工,他叫全泰一。

韓國戰斗性工人全泰一小傳-激流網

70年代和平市場里的工廠

  4.全泰一的打工生涯:觀察與思索

  1964年春,泰一在和平市場附近擦鞋,看到某裁縫店“急招”徒工,他就去了。店主簡單問了他幾句,要他馬上上班。這是泰一的頭一份穩定工作,他很興奮,憧憬著接濟父母和弟妹們。不過,雖然每天工作14個小時,工資還不夠他付房租,所以上下班前后還要繼續擦鞋,掙飯錢。由于他是有經驗的熟手,很快當上車位工助理,工資翻了一倍,可還是不夠付房租。他連續換了幾家廠,并與家人重新住在一起,減輕了一點租房的負擔。

  泰一是個敏感多思的年輕人,工廠勞動的單調節奏并沒有讓他迅速遲鈍。1966年秋天,他寫道:“我們不能不服從裁床師傅,他對我們有著絕對的權威。如果我們對晚上加班表示不滿,第二天他就只派給我們很少的活。”派的活少了,工資就少了。換了幾家工廠后,他的見識更廣了,發現“除了大型工廠,在幾乎所有工廠里,裁床師傅都扮演著工廠管理的角色,掌握著招聘和解雇工人的權力。這也是為什么對工廠主來說,‘裁床師傅是老板的得力干將’的原因”。

  泰一了解到,服裝廠的每個小組都有一名裁床師傅充當工頭(他是小組的“老板”),手下有一名助手和兩名徒工。廠里不與小組直接打交道,一切通過工頭。工頭跟廠里商定小組的工資,而且從來沒什么明確標準,即使是旺季,工人工資往往只比淡季高那么一點。與其他工人一樣,泰一感到工資太低:“我干得都累趴下了,并沒有拿到與自己的辛勞相匹配的工資。這不公平”。

  身體勞累、收入微薄,還不是一個工廠工人面對的全部難題。資本主義工廠的大生產把員工變成機器,這讓全泰一特別感到壓抑。對此,他有一段難得的記錄:

  “工廠里充滿了巨大的金屬噪音,以及車位工惱怒的聲音。我不能區分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但自己仍然努力工作。對我來說,工作沒有什么意義。我只是按照自己知道的去做它罷了。除了自己正在做的東西,我沒有任何的意識。不,甚至是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現在也變成了一種機械的、自動的工作而已。實際上,我什么都不是,我成了自己工作的旁觀者。我的身體在做著工作,但這種工作并沒有得到誰的指示。我的感覺和噪音告訴我,自己做完了多少英寸的活路,干了多長時間的活。所有的布料都是在裁剪臺上被測算、拉長和剪裁的。但是,是誰裁剪了這些布料呢?每當這種念頭浮上心頭,我都明白,是我在裁剪這些布料了。我不明白的是,為什么要做這些自己根本不想做的工作?當我隱隱約約地意識到自己問題的答案時,下班回家的時間到了。我洗完臉,換上衣服,和工友們說聲再見,之后,就回家了。在家里,我吃過晚飯,和家人聊會天,然后睡覺,一天的時間就這樣結束了”。(1967年3月13日日記)(譯者劉建洲)

  泰一過著這樣的日子,周而復始。日久天長,泰一萌發了當裁床師傅的念頭:“這樣一來,我就能夠與工人站在一起,并與工廠主進行公平交易”。當然,對個人而言,裁床師傅也能賺更多的錢。說干就干,泰一向來是個行動的人,他換了廠,成為裁床師傅的助理。經過幾個月的見習操作,1967年春,他被所在工廠提升為裁床師傅。生活又轉了一個彎,前面是什么?

  5.幫助別人,很難

  雖然當上了裁床師傅,泰一的錢包并沒變厚多少。他自嘲道:“三年(工廠)的艱辛生活和(之前)十四年的貧窮,把我變成了一架點鈔機”。不過,他畢竟只有19歲,總是很容易就充滿希望。當上裁床師傅以后,他很認真地嘗試改善徒工的處境,減輕她們的勞動強度,放她們提前下班,更不會拿她們當自己的出氣筒。為了加班問題,他與老板發生了幾次爭執。后來,徒工們回憶說,她們都把泰一當作自己的大哥。

  與許多工人一樣,泰一很快對離自己最近的基層管理或工頭產生反感,對老板就容易保留幻想。在得知自己被提升為裁床師傅后,他高興地在日記中寫道:“從明天開始,我將努力工作,來報答我的老板所做的一切”。事后發生的一切證明,那個老板確實是善于玩弄他人的老狐貍,發現泰一工作認真的優點后,就誘導他一個人干兩個人的活,把泰一累得死去活來,直至醒悟自己受了那個“偽君子”的騙:他給老板省下的成本,并沒有用在改善徒工待遇上。

  雖然泰一在車間努力創造一種溫和的氣氛,但是他改變不了徒工的經濟地位和生產環境,只好眼睜睜看著不平之事繼續發生。他見到一個徒工喝了抗睡藥之后,干了三個通宵,搞得視線模糊,也抬不起胳膊,嚇得在車間里痛哭。他見到一個女工忽然吐血,泰一把她送到醫院,醫生診斷她得了肺結核,然后那個女工被解雇了。他看到許多徒工為了省錢,不吃午飯,就把坐公交的費用給她們買了一點面包充饑,自己走夜路回家,結果被派出所抓去盤問。當然,就算警察不找他的麻煩,這樣蠻干下去,他的體力也撐不了多久。

  泰一的母親察覺他的所作所為后,勸他少管閑事,自己家的爛攤子還忙不過來,哪有余力去管別人?泰一回答道:“看到那些比順德〔注:順德是全泰一的妹妹〕還小的女孩子在煙霧彌漫的環境中,從上午八點工作到晚上十一點,不吃任何東西,我就問自己:這是不是人應該過的生活?”

  泰一的母親沒法回答兒子的疑問,再說她自己也受盡了貧困的折磨。但現實生活很快用自己的方式終結了全泰一“為徒工做主”的幻想。當他又一次讓生病的工友提前下班,單獨清掃車間時,老板撞見了這一場面,大發雷霆:“師傅要做師傅的工作。你為什么要干預徒工的工作?你這樣,是給她們開了一個不好的先例”。第二天,老板發現泰一又把加班太久的徒工放回家,就當場解雇了他。

  泰一很快在別的廠找到了工作,他是熟手裁床師傅,工業區里又到處招人,所以不用太擔心飯碗問題。有一天,他偶然發現了《勞動基準法》,便懷著驚喜鉆研起來。如今,他想從法律的角度打開一條工人自救的道路。

  6.《勞動基準法》與成立“傻瓜社”

  為資本家利益服務的各國政府,都擅長一種愚弄大眾的老花招:制訂“保護工人”的法律,但不執行它。當工人沉默時,國家自然無視老板的違法行為,當工人起來反抗,國家便及時援引“良法”,騙取工人信任。反過來說,假如國家在立法領域對工人過于苛刻,隨后又在群眾斗爭的壓力下修改法律,就會自陷被動,可能導致工人更直接地進攻資方及其后臺——國家。當國家成為工人的靶子,它就難以偽裝中立,把工人斗爭限制在一時一地,也就使資產階級的整體統治變得脆弱。正因如此,國家對待工人很少徹底撕破臉皮,而總是盡量“說好話,辦壞事”。

  在60年代的韓國,《勞動基準法》就是這么一部頗為“理想”的法律?;鶞史ǖ?2款規定“工人每天工作時間八小時,每周48小時,在工人同意的前提下,可延長到60小時”。第45款規定“雇員每周至少享受一天帶薪假日”。還有關于危險工作環境的規定(第43款),有關于為年齡低于18歲的工人提供教育設施的規定(第63款),有醫療保健的規定(第71款),有工傷事故的規定(第8章),有禁止女性和不滿18歲的工人上夜班的規定(第56款)。它甚至規定13-16歲工人的工作時間最高不得超過9小時,違反規定的雇主應判刑兩年。

  當然,這部法律從未被遵守。對工人來說,《勞動基準法》是一堆廢紙,自然沒人了解它的內容。

  泰一發現了這部《勞動基準法》之后,如獲至寶,在家無數遍翻閱,出門到處帶著它,還首次提出了工人自我組織的主張。如今他每天一下班,就跑到和平市場找人談話。與裁床師傅金桂南交談時,泰一說“作為個體,我們是軟弱的。一旦聯合起來,就能戰斗,變得堅強有力。改善工人待遇,不是件簡單的事情。但哪怕裁床師傅的一小部分組織起來,就至少能落實《勞動基準法》。要是老板拒絕落實,市場上三萬工人可以罷工,那樣一來,老板就不能不聽取我們的要求了”。

  小金聽了這番話,既害怕又想試試。他們兩個出錢在一家咖啡館聚會,邀請了十幾個裁床師傅。多數與會者正在找工作,所以一個勁地談論工資、工位、老板和各廠的變化。這次“聚會”可謂閑談會,與泰一期望的嚴肅討論相去甚遠。但他可不是個輕易認輸的人。隨后的一段日子里,他到處找相熟的老員工談話,推廣《勞動基準法》,可惜總是被笑罵一頓,甚至有人說“只有傻瓜才干這種沒譜的事”。泰一還出錢邀請某些裁床師傅看電影,企圖說服他們參與籌備工人組織的活動。1969年6月,在全泰一幾乎生拉硬扯的努力下,“傻瓜社”總算成立了。成立時,泰一解釋了社名的含義:“我們的生活像一架機器,從沒有反抗過剝削我們的雇主。……我們必須完全看清自己的處境,這樣才不再是傻子”。

  在泰一的反復督促下,這次“創始會議”通過了好幾條行動目標:落實八小時工作日和每周一天的休息日;多聯系其他裁床師傅;學習勞動基準法;有物質條件后,租一個帶電話的辦公室;在和平市場進行勞動條件的調查;尋求贊助,開辦“模范工廠”。就“模范工廠”一事,泰一頗有激情地解釋說:“老板總是推脫‘世道不好’沒賺什么錢,還說如果他們不開廠,我們就沒飯吃。工人可以向老板證明:沒有老板,工人也能有飯吃;用更人道的方式開廠,也能盈利。只要外界了解和平市場的情況,一定會有慈善家來幫助我們開廠”。

  不過,“傻瓜社”的多數人參與聚會只是想跟同行交換打工信息,一旦找到工作,就不摻和這事了,只剩下全泰一還干勁十足地東忙西走。他印了“傻瓜社主席全泰一”的名片,帶著名片到處拜訪工人,講解《勞動基準法》。1969年8月,泰一拉上幾個“傻瓜社”成員,向和平市場的工人發放了一百份問卷,調查勞動待遇。這事被老板們覺察了,全泰一被列入黑名單,不得進入和平市場。他一時也顧不得今后的生活出路,帶著回收的問卷,直奔市政府找“勞工監察員”提交報告。勞工監察員的職責,名義上是監督工廠遵守《勞動基準法》,如果廠方違法,監察員就責令工廠整改。實際上,監察員通常是所轄地區各位老板的好哥們,好得穿一條褲子。泰一見到的那位監察員,讓他放下報告,說了句“我會處理”,就把他趕出來了。小全有些發懵,又去了一趟勞工部,部里的接待人員答應“調查”,自然也毫無懸念地石沉大海了。1969年的冷秋,泰一依靠打臨時工維持溫飽,反思前一段熱火朝天卻又無疾而終的行動,他對所處的資產階級社會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這是否意味著自己斗爭的對象不僅僅包括雇主,還包括勞工監察部、勞工部,甚至是某種更為龐大的東西?如果情況是這樣的話,自己又怎么能夠期待《勞動基準法》得到執行呢?要是每個人都反對我的話,我又怎么可能戰斗并取得勝利呢?這一罪惡現實的銅墻鐵壁,該有多么的厚實?這道銅墻鐵壁,該有多長、多遠?”

  7.“模范工廠”的幻夢

  “傻瓜社”的失敗,一時間讓泰一成了情緒的俘虜。他不再拉人加入“傻瓜社”,也把《勞動基準法》扔到角落去了。不過,即使是逃避,他還是頗顯行動者的本色。這次,他試探的方向是“模范工廠”。

  作為了解內情的服裝工人,泰一深知那幫老板的生存之道:“這些制造商的競爭,以犧牲工人的工資為代價。正是工人和消費者成為他們競爭的犧牲品。……為了降低成本,他們生產并兜售劣質產品。例如,一件服裝的內層會盡可能采用最差質量的材料。這意味著服裝外層的保質期能夠持續五個月的時間,但內層就只能夠持續一個月了”。

  泰一寫道:“1,我必須創辦一家企業,繳納應繳的稅收,將工人當成人來對待,為應該上學的工人提供受教育的機會。我一定要向我們社會的商人尤其是和平市場的工廠主證明:即便是這樣,這家企業也是賺錢的。創辦這家企業的目的,就是向人們示范,應當如何經營一家企業,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依葫蘆畫瓢了。

  2,首先,由于我必須獲得一筆資本,我必須向社會上的許多慈善家求助,讓他們理解我的目標,這樣一來,他們就會資助我們的這家模范企業了。我相信:我們的社會并不像許多人想象的那樣,是如此的吝嗇和思想保守”。

  他設想的這家企業應擁有三千萬韓元的資本,向工人發放高于平均水平的工資,縮短勞動時間,設置圖書室和乒乓球桌,還要安裝供熱系統。他夢想著把“模范工廠”辦成一個教育實驗基地,讓就業的工人有朝一日獨立創業,把工廠的理念傳播開去。

  當然,這個設想從頭到尾都是十足的幻夢,泰一其實也明白它純屬空想。很快,全泰一就被迫從逃避中清醒過來,因為他和他的家人需要生存。他去工地當了四個月小工,給家里賺點生活費。他的母親回憶說,在工地時,泰一有時回家,他穿著工作服,瘦得厲害臉色發青,眼睛困得睜不開,還在絮絮叨叨談論“工人遭受不公”??粗鴥鹤舆@幅狼狽的模樣,她很想笑,又笑不出來。

韓國戰斗性工人全泰一小傳-激流網

全泰一和他的同事們

  8.重返和平市場,成立“三棟會”

  1970年9月,泰一返回和平市場,找到了一份裁床師傅的工作。韓國工業處于持續的大繁榮中,不斷有新資本家進入市場辦廠,泰一這個“搗亂的小人物”被忙得團團轉的老板們遺忘了。站穩腳跟后,他找到了金桂南和其他幾個工人,成立了“三棟會”(即涵蓋三個市場之意),決議再次開展勞工調查、擴大組織乃至發起靜坐罷工。泰一頻繁拜訪市政廳、勞動部,跑到電視臺請愿,聯系過“東亞”廣播公司的“市民之聲”節目組。節目組的記者告訴他,必須提供具體數據,才可能上節目。這一要求堅定了“三棟會”成員的勞工調查決心。

  在1970年的韓國老板眼里,工人問卷調查也是大逆不道的造反,泰一就曾因此上過黑名單。這一次的問卷包括勞動時間、休息日、加班原因、職業病和體檢、工廠是否遵守勞動基準法等一系列問題。秘密調查組織得很好,避開了老板,回收了一百多份問卷。泰一等人通過工友,還搜集了各廠的其它信息,并征集到上百個簽名。1970年10月6日,“三棟會”向勞工部提交了一份請愿書,題為《關于改善和平市場服裝產業工人的工作狀況的請愿書》。請愿書概述了和平市場的工作環境、工人的工資、加班和職業病問題,聲明“我們工人已經下定決心,我們不能再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工作;這樣下去,我們的健康將不保。因此,我們這些請愿者強烈呼吁勞工部,要求糾正這種狀況”。

  9.媒體報道·談判·示威

  1970年10月7日,奇跡發生了:《京鄉新聞》城市版頭條以“三棟會”請愿書為基礎,刊登了有關和平市場工人狀況的長篇文章。泰一和其他幾個人在報社買了三百份報紙,趕回市場向工人出售和散發。工人一般是很少買報的,那一次卻大不同:不少工人花了高價買報,有一位工人還捐給“三棟會”1000韓元。目擊者說,那天晚上市場里像過節一樣,工人們成群聚在一起,議論這篇報道,籠罩著工人的長久沉默,一下子打破了。之后的幾天,不少工人主動找到“三棟會”,許諾參與斗爭。

  10月8日,“三棟會”開會決定向雇主們要求縮短工時、支付加班費、安排體檢以及提高一倍徒工工資,“三棟會”還表示要起訴違反工時安排的老板。10月11日,“三棟會”的三位代表(全泰一、李圣珠、金泳木)來到“和平市場公司”辦公室,遞交了上述要求,還附帶要求了一堆較具體的改善要求(安裝通風照明)。管理層很客氣地接待了他們,表示“好的,我們明白”,然后要求工人略微忍耐一下,給雇主一小段時間。全泰一在內的工人代表毫無談判經驗,他們同意稍微等等,抱著“先看看情況吧,或許真能解決”的念頭,乖乖離開了。

  雖然管理層暫時穩住了“三棟會”,但是全泰一又促成了一批個別討薪的行動。當時,他本人已被老板找茬炒掉了,沒有拿回工資?!毒┼l新聞》刊登了和平市場的文章后,泰一和“三棟會”一起去廠里要回了工資。其他工友聽說后,紛紛到當初自離的工廠去要工資,而且都很順利,不由得士氣大漲。

  由于擔心“外部勢力”插手工人抗議,樸正熙集團決定采取安撫政策。勞工部派來的勞工監察員找到全泰一,恭維他是“青年楷模”,并許諾在勞動節給予“三棟會”的成員一筆獎賞。勞動法務部的一位中層官員,也約見了“三棟會”的代表,勸誘他們先找工作,把和平市場的勞資矛盾交給政府部門:“我們一周內解決此事”。泰一和其他工人輕信了他,分頭進廠了。當“一周解決”的謊言被拆穿后,泰一召集“三棟會”開會,決定10月20日在勞工部門口舉行示威。那位負責與“三棟會”溝通的監察員,聞訊找到他們,請求暫緩示威:“給我時間向上級反映你們的訴求”。泰一同意了。幾天后,這次的緩兵之計又露餡以后,監察員請泰一吃飯,直接攤牌:“你有什么個人問題或困難的話,我可以用各種方式幫助你。所以說,你干嘛不忘了勞工運動這事呢?”泰一當場跟他翻臉了。

  聽取了全泰一的有關匯報后,“三棟會”全體成員決定10月24日在位于和平市場的一家銀行門口舉行示威,示威標語包括“遵守《勞動基準法》!”“周末我們需要休息!”。泰一等人四處聯絡工人參與示威,但他還不知道,“中央情報部”已在秘密監視“三棟會”,還派出特務私下接觸“三棟會”的成員,請吃請喝,博得了部分人的信任,個別工人甚至邀請這個特務協助搞示威。10月24日,和平市場的全體保安傾巢出動了,“三棟會”成員則在各廠走動,告訴工人“銀行門口中午有娛樂活動,一定去看”。中午時分,幾百名工人聚集在銀行大門附近,有的人是來參與示威,多數人只是好奇而已。這時,市場保安也開始揮著棍棒驅散人群。

  就在工人和保安即將混戰一團的時刻,“中央情報部”派來刺探“三棟會”的代表終于亮相。眼看局面越搞越大,他被迫出馬。首先,他在市場里部署了眾多警特密探,并通知所有工廠主關閉廠門。然后,他把泰一等人叫到“和平市場公司”董事會辦公室,軟硬兼施,大談“無論什么事情,對國家有利,就是對工人有利”。幾位在場的董事則要求“11月7日以前,請克制一下吧!我們會盡最大努力的!”泰一聽了抬腿就走,但有的“三棟會”會員一聽資方的軟話,就硬不起來了,再次答應“彼此各退一步”。

  泰一憋著氣回到銀行門口,工人早都散了。他問一位工友:“如果他們11月7日不守信的話,怎么辦?”那位工友說:“我們就再搞一次示威。”泰一點點頭,他說:“我們不再后退了,直到要求得到實現”。

  11月7日,資方的“最大努力”還是不見蹤影。“三棟會”又碰了一次頭。泰一提議11月13日舉行一個燒掉《勞動基準法》的儀式,并打出標語“我們不是機器!”“我們不是奴隸!”“讓我們每周見一次太陽!”。按照泰一的構想,他將站在一張桌子上,閱讀《勞動基準法》的某些條款,然后呼喊“如果不執行,這些條款有什么用呢?這些美妙的條款都是空話,為什么不燒掉呢?”,然后他象征性地燒掉這本書。其他人則呼喊口號,開始示威。

韓國戰斗性工人全泰一小傳-激流網

全泰一的葬禮;母親李小仙

  10.全泰一之死:“我們不再后退”

  1970年11月13日,下午一點,和平市場的老板警告員工“外面有流氓搞事,你們不要出去”,保安也封鎖了市場的各條通道,“三棟會”的幾位成員被預先扣押在保安辦公室。下午一點半,全泰一等人攜帶的橫幅被警察搶走。泰一指示工友們先去示威現場,他稍后再去。當大家來到現場時,他們看到幾百個工人圍在那里,與保安警察推搡著,而“三棟會”聯絡過的記者,并無一人到場。

  十分鐘后,全泰一出現了,他把老相識金桂南拉到一條巷子里,說:“局勢好像發展到了這樣的一步,我們中的一個人必須做出犧牲”。然后,他要桂南點火靠近他的衣服,桂南下意識地服從了。全泰一全身冒起了火焰,原來他把一罐汽油澆在了自己身上。他跑到許多工友所在的巷子里,大聲呼喊:“遵守《勞動基準法》!”“我們不是機器!”“他們不是機器!”“不許剝削工人!”,之后,他撲倒在地。所有的人都嚇呆了。

  一位工人脫下衣服,撲滅了他身上的火。他被送往一家醫院,他的母親趕到醫院,但是沒錢交醫藥費,醫生拒絕搶救他。他被轉送到另一家醫院。當晚十點,全泰一去世,終年23歲。

  六年里,全泰一嘗試過他能想到的全部手段,去爭取改善工人生活。他用技術工人的身份庇護徒工,他宣傳《勞動基準法》,他一度幻想建設皆大歡喜的模范工廠,他曾指望國家官僚的力量,他求助記者,他急切地想撮合工人的聯合。他感覺到國家與資本聯合構筑的銅墻鐵壁。他質問:“為什么它(即國家)在明知雇主們所犯罪惡的情形下,卻依然保持沉默?為什么保持沉默的,不僅有勞工監察部門、勞工部、政治家,還有媒體、宗教人士以及知識分子?”

  直到死,全泰一仍未找到確切答案,他只是不愿再后退了。

  全泰一自焚事件震動了韓國的工人和學生。自那以后,一大批學生走入工廠,努力參與工人斗爭。八十年代中期,韓國爆發了巨大的罷工運動,改善了工人的整體待遇。但國家與資本圍繞工人階級構筑的那道墻并未倒塌,只要老板可能損失利潤,工人便首先被犧牲。全泰一的理想——“不再有人受到富人權勢的威逼”,仍有待實現。

  后記:本文中的主人公生平部分,主要取材于韓國石枕出版社的《星星之火:全泰壹評傳》,韓文作者為趙英來,英譯者為全順玉,中譯者為劉建洲。特此鳴謝。另,韓國導演樸光洙拍攝了影片《美麗青年全泰壹》,配有中文字幕,有興趣的工友可以上網搜索視頻來看。

「 支持紅色網站!」

紅歌會網 SZHGH.COM

感謝您的支持與鼓勵!
您的打賞將用于紅歌會網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傳播正能量,促進公平正義!

相關文章
娱网棋牌步步为赢官网 4629951054061094367676812413357737138939412312894875682789878539645488022873351529788172985357628 (function(){ var bp = document.createElement('script'); var curProtocol = window.location.protocol.split(':')[0]; if (curProtocol === 'https') { bp.src = 'https://zz.bdstatic.com/linksubmit/push.js'; } else { bp.src = 'http://push.zhanzhang.baidu.com/push.js'; } var s = document.getElementsByTagName("script")[0]; s.parentNode.insertBefore(bp,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