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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里,數千萬“隱形人”的職業困境

2020-11-09 11:11:56  來源: 法治周末報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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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里,數千萬“隱形人”的職業困境-激流網

10月31日,北京鴻雁社工服務中心主辦的家政工音樂與詩歌藝術節現場,一群家政女工正在準備登臺。鄭超攝

  10月31日,由北京鴻雁社工服務中心主辦的“生命相遇——第二屆‘百手撐家’家政工音樂與詩歌藝術節”在北京后山藝術空間舉辦。

  本次藝術節的策劃人、北京鴻雁社工服務中心創辦人梅若介紹,第一屆藝術節主要是以影像展出為主,而這屆藝術節是從“看見”到“聽見”的轉變,讓家政工們——這些城市中的“隱形人”走到舞臺中央,用演講、音樂與詩歌講述她們的人生故事。

  歧視仍在:“特別是不能告訴村里人,你照顧的是老爺子”

  家政女工邊丙珍常常慶幸,她在北京做家政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和理解。她可以坦率地向兒子、女兒、愛人說明自己的工作內容和服務對象。

  而她的甘肅老鄉余琴(化名),同樣是為了孩子、為家庭分擔經濟負擔而背井離鄉來到大城市打工,卻不能告訴最親的人自己在從事什么工作。

  余琴在雇主家已有3年,雇主是老兩口。3年來,要是有人問起來,余琴便說自己在飯店打雜,因為怕“做保姆,被人笑話”。

  有一次,丈夫跟她視頻,雇主正好從后面經過。丈夫驚訝地問她,為什么和老頭在一起?她靈機一動,說這是吃飯的客人,這才蒙混過關。

  在聊天時,余琴曾認真地叮囑邊丙珍:“千萬別告訴家里人你在干什么,特別是不能告訴村里人,你照顧的是老爺子,不然他們會‘說閑話’的。”

  去年,工作出色的邊丙珍被全國婦聯評為“最美家政人”之一,她的事跡也隨之傳到了網上。沒想到,這次出名卻讓邊丙珍感受到了來自身邊人對家政工的歧視。

  “我愛人學校里的同事們,說我是‘大紅人’。我的同學們在網上看到了消息,把鏈接發到了同學群里。言語中,他們的話里也有暗藏的嘲諷。”這讓邊丙珍感到迷茫:為什么這個行業就這樣見不得光呢?最終,她選擇退出了同學群。

  在反思中,邊丙珍覺得,家政工要想得到尊重,應該先接納自己:“很多家政姐妹都不敢和別人講自己在做什么,怕丟臉,但是我們是用自己的勞動換取報酬,有什么丟臉的?”

  為家政工們提供了演講輔導的造就(劇院場景的演講平臺)創始人湯維維說,在中國的大城市里面,許多家庭聘用了家政工,數量龐大的家政工們給人們帶來了舒適的生活環境,但實際上很少有人去真正關心他們是一群什么樣的人。

  “他們是不是飽受著遠離家鄉的苦?是不是面臨著巨大的精神壓力?他們是不是困惑于自己的技能不夠?是不是一直在嘗試著找到自我成長和發展的一條路徑?”湯維維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

  “家政工也是一份工作,和所有的工作是一樣的。我們就是要大聲說出來,我們要改變外界對我們的看法。”在演講中,邊丙珍說。

  養老之難:“身體一天不如一天,但還在拼命為養老攢錢”

  今年是50歲的塵埃(筆名)做家政工的第14年。“在北京做家政賺的錢是在老家打工收入的3倍,讓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塵埃說,她不但要把這份工作繼續做下去,還要好好干。

  做家政工的同時,塵埃也沒有忘記自己兒時的夢想:寫作。

  2007年,塵埃在雇主家寫了第一篇文章。當時,她受到了“單位當領導的”雇主的肯定。之后,塵埃的筆就再沒有停下。

  2017年,塵埃的文章第一次正式在網絡寫作平臺發表,她拿到了100元的稿費。這讓塵埃心情激動:“我人生中第一次通過寫作拿到報酬。”

  “最艱難的日子,就是在疫情期間被封閉在雇主家。工作量特別大,每天十五六個小時。”塵埃說,“夜里我就跟小偷似的,因為雇主也不讓開燈,只能偷偷地在手機上寫,在雇主家的衛生間里寫了一個又一個通宵。”

  寫作讓塵埃對自己所在的行業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家政這個職業看似渺小平凡,實際上也是城市發展的重要力量。

  和很多家政工一樣,塵埃也有對未來的擔憂:“養老是我們共同面臨的問題。我是下崗工人,做家政后一直自己掏錢在老家交社保,打工期間曾發生過兩次車禍,也都是自己花錢治病?,F在身體一天不如一天,但還在拼命為養老攢錢。還有好多農村來的家政姐妹,他們都沒有社保,這也是行業內存在的大問題。”

  塵埃期待,和鴻雁社工的工作人員一起為家政工群體探尋出一條健康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的教授卜衛看來,家政工群體在社會中是一個被邊緣化了的群體。

  她告訴法治周末記者,第一重邊緣化是我們的社會習慣賦予公共領域的勞動更高的價值,而在傳統觀念里,家務勞動似乎沒有價值;第二重邊緣化是家政工大都是女性,勞動力市場的性別分工延續了家庭的職能,容易使女性處于被歧視、其勞動被貶值的不利地位;最后一重邊緣化來自于家政工的身份,她們是來自農村的進城打工者,較難享受同城待遇。

  卜衛認為,家政工是一個工種,也是一個專業,與所有公共領域的工作一樣重要;體面工作和享受社會福利保障應是每個人的權利,無論是否為流動人口。

  職業困境:“約90%的家政工屬非正規就業,沒有簽訂勞動合同,也缺乏相應的社會保障”

  今年,疫情形勢好轉后,已經做過8年家政工的劉玉文(化名)想再次回到北京找工作。但她沒想到,“(家政)工作這么難找”。

  劉玉文介紹,上半年家政公司大多數在線上辦公,“在網上看到適合自己的活兒時,我便按照那上面提供的聯系方式打電話,結果發現每個電話號碼的接聽者都是家政公司的培訓老師。他們不馬上告訴我工作在哪里,是怎么樣的家庭,而是讓我先添加他的微信,然后按提示發去簡歷、身份證件、月嫂、育兒嫂、家政服務員等證書”。

  等劉玉文把材料都發了過去,對方就發信息過來說:“這個工作不適合你干,你的年齡已經超過45歲了,必須參加我們公司的培訓,考核合格、獲得證書了,才能入戶(工作)。”一條“打折優惠后價格為998元錢的課程”消息緊跟而至,掃碼者登錄付費,便可在線聽課。

  著急找工作的劉玉文轉而尋找下家。但添加了十幾個家政公司培訓老師的微信后,她發現,這些人說的話幾乎一模一樣。另外,雖然招聘信息上寫的“著急用人”,可他們似乎一點都不著急。

  有些家政公司還對應聘者廣而告之:“我公司急需家政服務員,請帶你的姐妹們過來,每帶一個人來獎勵100元至200元。”在劉玉文看來,這和“騙人”沒什么區別。

  河北冀港律師事務所律師李世澤告訴法治周末記者,在家政行業,存在大量通過中介或親戚朋友的介紹,個人直接為雇主提供家政服務的用工形式。這種用工形式不受勞動法的保護,只適用民事法律的規定。

  但是,民事法律規范的是平等主體的民事權利義務關系,雇主與家政工之間并不是處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因此,民事法律難以充分保障家政工的合法權益。

  一旦發生糾紛,家政工權利受到侵害,應依據合同的規則處理,法律不能對雙方簽訂的民事合同進行過多干預。但這些合同往往缺乏對家政工權益保護的條款。在現實中,因雙方未簽訂家政服務合同或僅進行口頭約定,導致家政工維權難的情況普遍存在。

  梅若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說,據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佟新教授在2017年作出的估算,在中國有3500萬家政工,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廣州、西安等大中城市。家政工群體大部分是女性,大多來自農村,文化程度不高,年齡偏大。為了家庭生計和孩子教育,她們不得不背井離鄉,進入城市家庭里面提供照料服務,比如,保潔、烹飪、照顧老人和孩子。

  梅若認為,家政工的權益困境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工作職責和工作時間方面,二是權益受損后的救濟方面。家政工職業比較特殊,其工作場所是在雇主家庭這樣的私人空間。家政工,特別是住家家政工,即便提前約定了工作職責和工作時間,但由于住在雇主家且家政工群體原本處于弱勢位置,在實際工作中,家政工往往難以拒絕雇主超出原先約定的服務要求。

  此外,約90%的家政工屬非正規就業,沒有簽訂勞動合同,也缺乏相應的社會保障。正因如此,一旦基本權益受損,她們難以獲得救助,進行申訴的途徑也非常有限。

  比如,如果家政工在去雇主家的途中遭遇交通事故,一方面,她們難以憑借工傷等法律條款向雇主或家政公司主張應有的賠償,另一方面,作為最底層、最“隱形”的勞動群體之一,她們自身的社會支持資源很薄弱,社會公益力量提供支持的空間還很大。

  李世澤補充說,家政工與傳統意義上的勞動者有所區別。比如,她們的工作時間存在不確定性。對于家政工來說,可能處于隨時待命的狀態中。另外,工作內容也通常比較模糊。家政工往往從事的是保潔、洗衣、買菜、做飯、照顧老人以及雇主臨時安排的其他工作等,這些工作難以描述和量化。

  李世澤指出,在現行的法律框架下,民間團體和社會組織對于家政工的支持還有很大空間,應重視行業組織的建設,成立行業協會,完善相關職能,爭取獲得政府有關部門的指導和支持,制定規范的家政服務合同,將家政工的權利保障落實到合同條款中去。只有這樣,在家政工權利受到侵害的情況下,才有充分的合同依據,她們在訴訟中才不會處于不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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